司法权的"地方化"与"中央化"之辨析--兼与王旭先生商榷

法院的地方化不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司法垂直管理缺乏可操作性。司法现代化的前提应该是司法机构的分化,遏制司法腐败和行政化的关键是完善司法程序。     

WTO许可程序规则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启示

改革行政许可制度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WTO许可程序规则所确立的许可理念,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针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行政许可权的设立、运行机制及责任制度的缺陷,在制定统一的行政许可程序标准法、确立行政许可适用的有效范围、确立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一般适用原则等方面应大胆借鉴WTO许可程序规则,改革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     

加入WTO与中国经济法制建设

我国已成功加入WTO,为适应新规则,我国的法律将作很多修改,我国还要制定为实施WTO规则所需要的国内立法。加入WTO将极大推动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进程,使我国经济法的立法与执法渐趋完善与提高,从而真正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法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现代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特点--兼与我国相关制度比较

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特点 :诉讼类型从单一的客观之诉到客观之诉与主观之诉的并重 ;审查原则从偏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发展到合法性审查与合理审查的融合 ;受案范围从严格的具体列举主义发展到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相结合 ;审查标准从单一性审查标准发展到多元性审查标准 ;救济方式从偏重事后救济发展到事前救济与事后救济的兼顾 ;现代行政诉讼中的法官作用已经从消极走向积极。     

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地方分权 ;扭曲的市场和价格体系造成的市场割据 ;不公平竞争强化了“诸侯经济”。对此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 ,如实行分税制 ,推行全方位发展战略等。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积极的经济行为 ,关键是如何强化这种正面影响 ,削弱负面影响。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制度改革。     

诉讼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传统的一元体系没有反映出法律体系的真正客观需要。法律体系应当是二元化的结构 ,首先是划分为公法和私法 ,并将这种划分作为整个法律现象的内在的不同系统。其次 ,法律体系的二元结构也表现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划分之中 ,而且具有不同的层次性。诉讼法无疑是程序法中的一部分 ,而又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其中最具特点和最具保障手段的一部分。诉讼法的以公有权力为基础的权力性质和当事人以私权为基础的诉讼性质决定了其既不可单纯的成为公法 ,也不可脱离公法而成立 ,而成为界乎私法和公法之间的、程序性、保障性的法律门类。     

香港与大陆刑法中的胁迫之比较

胁迫在香港刑法中既是某些罪的犯罪手段 ,更是刑事被告人的一种合法的辨护理由。在大陆刑法中 ,胁迫主要是作为某些罪的犯罪手段而加以规定 ,但参加犯罪若被胁迫也可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比较香港大陆两地刑法中的胁迫 ,可见二者在胁迫的方式、对象、程度、紧迫性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异同之处 ;且香港刑法中有关胁迫影响刑事责任的规范比大陆刑法中胁从犯的规定更显合理 ,可为大陆刑法所借鉴。     

论律师制度的两个条件和两块基石

律师制度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这就是我们所探讨的两个基本条件。律师制度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两块基石就是辩护制度和代理制度。     

青少年犯罪心理动力系统探究

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动力系统 ,是研究青少年犯罪之关键。青少年犯罪心理之形成 ,是由于在不良的社会交往中 ,形成了某种不良的认识 ,从而导致相应的不当需要。不当需要与外界诱因相结合 ,则形成犯罪动机。强化起来的犯罪意识支配犯罪动机转化为犯罪行为。根据青少年犯罪心理动力系统形成之特点 ,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预防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     

"入世"与公安法制建设

“入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的同时 ,也使治安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大 ,趋于复杂化 ,从而对我国公安法制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公安部门如何结合现存的突出问题加以改进 ,以迎接新的挑战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