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普法教育应努力做到"五个"坚持

研究总结我国的普法教育,对进一步搞好普法教育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要意义。普法教育要坚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进行;要坚持学法和用法、普法和治理相结合;要坚持把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要坚持与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相结合;要坚持着眼于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加拿大传闻法律改革及酝酿中的改革——以“先前不一致陈述”为重要视角

本文概览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香港等四个主要的环太平洋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传闻法律改革,尤其关注与先前不一致陈述相关的改革。指出先前不一致陈述事关"被告人获得公平对待"以及"证人的人权"等基本原则,因此,如何对待先前不一致陈述将成为一项有效的指标,通过该指标。我们得以评价传闻法律改革中的关键原则以及个人权利在大多数严重犯罪的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境况。认为无论借助成文法还是借助先例,公正的传闻法改革应当适用某些相互一致的基本原则,包括放宽采纳传闻的条件决不能以错案数量增长或不公正审判为代价,将传闻改革与保护被告人、证人的基本权利紧密联系起来,保护证人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或不当侦查行为的干扰,辩护律师必须能够无拘束地对陈述可采性加以质疑,通过充分、及时地开示证据来分析有争议的证据的可采性等。     

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

中国传统社会未将自由与权利概念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无自由与权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整体上应当被改造、被置换,但并不意味着古人积累的技术智慧与程序艺术不可被承继,更不意味着支撑法文化传统的基于人性又反映中国文化特质的原则可以被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误区

明晰产权,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运用适度、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是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的保障。     

当前我国党政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

探索党政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培养造就大批能够担负改革与发展重任的优秀党政领导干部,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准确把握当前党政领导干部成长规律,建立完善的党政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制度体系,是促进和保证党政领导干部健康顺利成长的重要保证。     

也谈环境伦理学“真理化”的批判——公共领域的环境伦理问题研究之一

有学者撰文对环境伦理学进行批判,指出它是浪漫主义、西方主义、虚无主义的化身;在法学界,其真理化倾向比较严重,使环境法学者脱离社会现实,不利于中国环境法律建构与环保实践。笔者认为环境伦理学并没有真理化的自我标榜,其本身具有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论证逻辑方面,自然主义谬误问题的消解补充了其逻辑缺陷;在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日益凸出的背景下,环境伦理学促进了环境法学由浅绿色到深绿色的转变。同时,在环保实践方面使人们学会了伦理生存。     

当代法律方法论的转型——从司法三段论到法律论证

以司法三段论为主的法律方法论在现代社会受到各种挑战正日益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本文立足于当代哲学和社会思想发展的趋向和基础 ,研讨了在此背景下法律方法论正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型 ,即从传统的司法三段论逐渐转向以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为理论维度的法律方法论。     

面对中国的法学

本文通过对 2 0 0 3年所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的反思 ,指出中国的法律人必须重新在中国的环境中理解法律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时空中来理解中国的法律问题 ,要更多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和视角 ,审视包括法律人自身的一切。     

法律的“人本精神”与依法治理

无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观中 ,还是从西方法治的发展变革中 ,都会看到浓重的法律“人本精神”。然而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依法治理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工具理性的扩张 ,从而迷失了“人本精神” ,因此 ,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 ,弘扬法律的“人本精神” ,就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