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刍议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是切实保证辩护权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基本前提。但我国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的立法现状存在一定缺陷及其司法实践存在一定障碍,以致该程序运行严重受阻。因此,有必要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的时间、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完善此程序,并构建法律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援助机制、确立律师推荐机制,以促进此程序有序推行。     

刑事错案的形成与救济——以侦查工作为视角

面对公众对错案的关注与质疑,公安机关不仅是纠正错案、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更应当反思刑事错案的成因。侦查阶段应强化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意识,强化取证、确保队伍执法素质提升,强化走访、确保言词证据真实,完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细化监督、动态监控确保执法监督最大化,切实通过制度完善、程序遵循等保证执法的公平正义。     

恢复性司法的正义价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以其特有的冲突解决方式实现了传统刑事司法很难实现的社会效果,得到联合国的肯定与推广,也十分契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但由于采取非诉讼和非刑罚的方式,加害人与受害人在冲突的解决中居于主导地位,颠覆了传统司法的国家主导及刑罚为主的模式,尽管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其公平与正义性却遭到质疑,成为在我国确立推行的障碍。辨析体现公平正义的传统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恢复性司法的正义价值不容置疑。     

论罪犯自我改造的主体性

罪犯的教育改造是双向互动的过程,监狱干警对罪犯所施加的强制性的教育改造内容,只是外部影响因素,罪犯自我改造的主观能动性,才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关键.为此,在罪犯教育改造中,应确立罪犯的主体性地位,充分保护罪犯合法权益,以激励罪犯的自我改造.     

特殊犯罪群体的犯罪分析与预防——以“未婚妈妈”杀婴案为视角

文章对朝阳区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未婚妈妈＂杀婴案进行了调研,在总结此类犯罪特点的基础上得出：行为人个体心理失常是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化的失败及消极的非社会实践是推动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现代性文化冲突是造成犯罪的根本原因。控制或打破犯罪形成的链条,是预防特殊群体犯罪的关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思考

为了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刑代赔,仅仅给予公法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纳入了我国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为了协调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也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应尽快建立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必须整合执法衔接的法律依据,完善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及检察机关的监督机制,明确案件的移送标准。此外,还必须统一证据转化标准及案件移送的时间节点和所需要的具体材料、手续。     

论我国犯罪心理测试法律规范的构建

近年来,犯罪心理测试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我国的案件侦查和司法调查,但其法律地位不明确。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化的操作规范,对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审查、采用规则,阻碍了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良好运用。应以犯罪心理测试的技术要求为基点,以其他证据的法律要求规范为参考,构建犯罪心理测试运用的程序规范和测试结论运用规则。其程序规范为：对犯罪心理测试的有限使用;测试的适用主体限制;权利告知制度;测试的不受干扰原则。     

“严打”刑事政策的合理性解读

＂严打＂是在国家的总体发展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而并非一种固定的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模式。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具有极大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一项政策选择。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实现国家刑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权保障。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采用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但该制度仍存缺陷及不足,有必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