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和谐社会为语境

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比较成熟,但在我国还一直停留在尝试阶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机制,我国有必要引进,用于解决那些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缓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等,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已经有了生存的土壤,北京、湖南等地的司法机关也做了积极的实践,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环境下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之策。     

流动人口管理中的犯罪情报信息工作

新时期流动人口的特征给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原有的单纯依靠登记、发证来进行管理的做法已明显滞后于形势发展,难以适应现实斗争需要。为实现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新的突破,应该针对流动人口的特点,以动制动、以整驭散,改进和创新工作机制与工作方法,在流动人口管理上实施“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战略,坚持以情报信息工作作为流动人口管理的主导。     

论我国证据制度中的推定

在证据制度中,推定是一项重要内容。善用推定和防止滥用推定是理论和实践中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推定在我国诉讼法中的体现和司法实践中对推定的适用情况,得出面对复杂的案件,法律条文对推定原则的规定存在缺陷的结论,提出了“应正确界定推定及范围”和“应当规定适用推定所具备的条件”的立法建议。     

洗钱罪的犯罪客体--洗钱怎样危害金融管理秩序

通过对洗钱犯罪活动的宏观危害性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将洗钱罪的犯罪客体归结为：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是更为科学的,更有利于认清洗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效遏止洗钱犯罪活动。     

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再探讨

我国《刑法》总则中并无身份的专门规定,刑法理论对身份的理解也没有达成完全共识,当身份与共同犯罪联系起来时显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对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问题,更是存在激烈争论。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犯罪,但由于无身份者的行为对于身份犯而言并不具有实行性,因而无身份者只可以构成身份犯之共犯,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正犯。     

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探析

本文首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本体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实践论上的主客体关系以及价值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和主客体关系。以此为基础,在人与自然价值论关系层面笔者展开了对主张主客体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张主体共享关系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利弊分析。考虑到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对公众道德水准的合理要求与刑法道德底线定位之暗合、刑法对人的预设模式之要求以及刑法的可操作,本文将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确立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当性考察

"宽严相济"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据刑事法规范和原则制定出来的指导具体刑事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政策。它适用并诠释着相关刑事法规范所欲实现的价值选择与目标追求;该政策吸纳并体现了现代刑法的谦抑精神,符合轻刑主义刑罚理念的发展方向。从整体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又具有制定法上的合法性。     

强奸罪若干新问题研究

强奸罪的犯罪客体包括奸淫幼女的客体都是贞操权而不是幼女的身心健康。强奸罪的客观方面应当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包括男性之间的强奸行为、女性之间使用器具的强奸行为、以及女性强制男性实施的性行为等方式。强奸罪与强制猥亵罪区别的关键在于强奸是插入被害人的性器、肛门,而强制猥亵罪是接触被害人的性器、肛门或者女性被害人的乳房。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构想——兼评新《律师法》

刑事辩护工作作为律师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层面上更能凸显律师的社会价值。在新《律师法》即将实施之日,笔者分析了律师刑辩制度在实务运行中的困局并建构了应对方案,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修复性司法理论与检察工作实践——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fice）理论的提出及实践,虽然不过三十年,却以其崭新的法治理念和创新的司法模式,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或者矫正性司法相对应,修复性司法更加注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加强调当事人与社区的参与,更加强调社区及人际关系的和谐。该理论对于修正传统型司法的弊端,顺应和谐型社会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借鉴和吸纳修复性司法的合理内核,反思和矫正传统型司法在实践中的不足,全面推进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是当前检察理论研究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