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苏里船歌》案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

《乌苏里船歌》案是我国第一起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纠纷方面的司法案例,该案例争论的赫哲族文化权利的主体、《乌苏里船歌》是作曲还是编曲等几个焦点问题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发展理念的演变也使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     

澳门在西学东渐中的地位

澳门是西学东渐的植入点。西方传教士最初到中国传教， 都以澳门为第一个落脚点， 他们在澳门建立教堂、医院、文化设施， 使西方文化首先扎根澳门。澳门是西方文化向中国内地传播的散发点。西方传教士在澳门积累一定经验后， 以此为基地， 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渗透， 他们在传教的同时， 也大量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 或翻译西方科技著作， 或参与中国的文化活动， 如修定历法、园林设计等。澳门是近代中国多次进步政治运动的舆论传播地和依托地。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 康有为、梁启超戊戌维新， 孙中山反清革命活动， 都与澳门有着密切的关系。     

去偏求和:透视美国媒体近年来对华报道的定势因素

受多种原因的影响,美国的媒体报道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有失偏颇,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偏见。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媒体的荒谬报道及其背后的文化定势机制,提示美国媒体必须抛弃偏见,彻底摒弃几百年来的文化定势,在理解和和谐中谋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文化大众化思想是毛泽东文化理论中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从历史逻辑看,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经历了一个初生萌芽、不断形成、逐渐成熟、继续发展的递进过程。从主要内容看,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包括文化根本来源大众化、文化丰富内容的大众化、文化表现形式的大众化、文化创作主体的大众化和文化服务对象的大众化等具体内容。从时代价值而言,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众属性、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的文化权益和促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举隅--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杨过谈起

杨过是金庸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一方面具有一个文学形象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同时又体现着传统年赋予的文化共性。他的身上首先体现了道家文化的批判、反抗精神，敢于一往无前地追求个性的自由，对当时僵化的社会规范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道家的这种精神与现代反异化思想暗合。同时杨过的身上也体现着儒家对社会义务的提倡。金庸作品受到普遍喜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     

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文化生态的整合

文化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态建设的提出要求我们从整体上着眼于各种文化具体形态之间的整合。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三个具体文化形态，即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只有在经济整合以后才能克服各自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有力的支撑。     

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原动力

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历来有多种说法,实事求是地讲,从宏观角度看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民主文化需求,从微观角度看是个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其根源在于人的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在于自然界生存竞争即适者生存过程中个体选择与群体选择的对立统一。对这个需求的不断满足,利己性和利他性的不断发挥作用,有力地推动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进取,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整体演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析,有助于促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和谐社会务实构建。     

让廉洁成为社会生活中强大的文化力量

社会发展，民族振兴，既需要物质“硬实力”，也需要文化“软实力”，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有助于形成一种廉洁的社会环境，极大地提高我国的文化力量。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仅强调制度健全还不够，要从自律意识、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等方面着手，让廉洁成为一种社会风貌，一种生活方式，以解决源头防腐的根本问题。领导干部应起到示范作用，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人管起，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万事民为先，在广大群众中树立威信和良好形象，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富强。     

从耶稣会士看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澳门，在欧洲耶稣会士的推动下，扮演着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的要角，一度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这个新角度来阐述明清之际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引起今天我们对澳门文化的重新审视。     

From Reflection to Refraction: Rethinking Paradigms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in Peru and Mexico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reworking of paradigms of culture contact and identity by social scientists and cultural critics in response to contradictory sociocultural experiences of modernity in Peru and Mexico. It seeks to do so in the context of calls made by the Peruvian critic Antonio Cornejo Polar for greater historicism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these, and the concern that this appeal has since generated in the field of Lati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Focusing first on the postcolonial, ideologically driven model of 'mestizaje', the article then traces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it and latter–day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plu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