槲皮素对己烯雌酚诱导的仓鼠生精细胞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

为研究槲皮素(Que)对己烯雌酚(DES)诱导的体外培养仓鼠睾丸生精细胞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将生精细胞分别用DES和不同浓度(10、20、30μmol/L)的槲皮素处理,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生精细胞的生长状况,用MTT法测定生精细胞的存活率,用分光光度法检测细胞培养液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细胞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含量。结果显示,Que显著抑制了DES引起的生精细胞损伤,除低剂量组差异不显著外,中、高剂量组细胞存活率显著上升(P0.01);Que显著提高了培养液中SOD的活性和细胞中GSH-Px的含量(P0.01)。说明槲皮素可有效对抗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减弱DES导致的生精细胞损伤,提示Que是缓解环境雌激素生殖毒性的有效成分之一。     

欧盟环境责任立法对中国的启示

欧盟环境侵权赔偿立法的整个过程,对环境损害的救济方式经历了由民法为主向行政法的转变。前后立法模式的变化,对环境损害赔偿法的体系、功能和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盟的一些国家在环境民事赔偿责任领域通过了被认为具有先驱性的单行法,这些法律在责任主体、适用范围、责任基础、举证责任、赔偿范围等方面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我国正在着手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欧盟环境侵权赔偿立法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     

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件再探讨——兼评《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侵权责任法》明确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不以行为具有违法性作为构成要件,在法律层面上明确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是对我国传统侵权责任法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在损害要件上的矛盾态度、环境污染预防性责任适用时的违法性考量及部分条款之间存在的逻辑上的不周延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重复热应激致公兔性腺氧化损伤的研究

为探讨热应激对雄性兔性腺的氧化损伤机制,以体重相近的110日龄雄性新西兰兔为研究对象,每天在固定时间分别以31～34℃和38～40℃进行热应激,并分别在热应激后的第15、30、45及60天处死兔,取样检测性腺组织内总抗氧化酶活性、丙二醛及蛋白质羰基含量。结果显示,随着温度升高,睾丸和附睾组织丙二醛含量增加,总抗氧化酶活性降低,蛋白质羰基含量呈上升趋势,表现出明显的温度-时间效应。表明高热可改变兔睾丸和附睾的正常生理机能,使自由基在组织内累积,引起蛋白质氧化损伤,进而降低繁殖机能。     

著作权内在利益平衡机制与反垄断法的介入——美国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制度的启示

反垄断与保护知识产权均仅是实现其共同目标的手段,其本身并非最终制度目的。就著作权法律制度而言,这体现在其应当建立完善的内在利益平衡机制,从"护权——限权"两个角度对著作权既加以保护、又防止其滥用。在这方面,美国的DPRSR制度堪称典范,我国与之对应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制度却有待完善。著作权内在利益平衡机制一旦失灵,根据其失灵的情形,可能产生不同的损害。其中对于可能产生竞争损害的,在必要条件下,反垄执法机构应当及时介入,保护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不受著作权滥用行为的损害,保障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共同目标的实现。     

Separating Compensatory and Punitive Damage Award Decisions by Trial Bifurcation

In a simulated products liability trial, we tested the effects of bifurcating decisions regarding compensatory and punitive damage awards. Fifty-nine groups of 5-7 jurors heard evidence in a unitary or bifurcated format, deliberated about the case to a unanimous decision, and awarded damages. Trial bifurcation decreased variability in compensatory damage awards across juries hearing the same case, and also decreased the tendency for juries to award extremely high compensatory damages. In addition, deliberation led to lower compensatory awards in the low injury severity condition and higher awards in the high injury severity condition. Jurors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using evidence more appropriately when the decisions were bifurcated. Implications of evidence bifurcation in civil trials are discussed.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中医疗损害鉴定之内容

我国《侵权责任法》不应满足于只是列举医生告知义务的范围。以患者为导向、面向“实质性”信息的一般性信息告知标准应成为我国立法的发展方向。应避免概括地让医疗专家鉴定“医生是否违反告知义务”、“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化解为法官对一系列具体因素的综合考察。“医学判断”与“一般人知识”的区分有助于厘清哪些具体事项有赖于医疗鉴定,哪些具体事项应归入一般人（包括法官）的知识范围而不需要请医疗专家鉴定。医疗损害鉴定的对象仅限于常人知识不能及的医学专业问题。     

《民法典》中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要件与法律效果

《民法典》第787条以现行《合同法》第268条为基础,对定作人任意解除权作出了规定。该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定作人利益,并避免社会资源浪费,任意解除权应限于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不应类推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在时间要件上,该解除权只能在承揽工作完成之前行使;在主观要件上,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应排除承揽人违约的情形。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应符合解除权的行使程序,但在行使效果上,应注意其与法定解除权的区分。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须承担对价的单方终止,对该条所定的赔偿范围,应采“报酬请求权”解释,即承揽人有权请求合同约定的报酬以及因合同解除而增加的费用,但其因合同解除而节约的成本应予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