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与普通人的平等——非监禁刑的价值定位与路径选择

现代刑罚理论普遍采纳行刑个别化、社会化原则使得自由刑的执行更有利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而目前我国对非监禁刑的价值认识模糊、研究滞后，导致社会接受度不高，司法实践对其适用也持保守态度。透视我国非监禁刑司法适用问题，分析非监禁刑的理念及价值定位，在构建公平正义社会过程中从价值理念和制度上完善、创新非监禁刑制度及法律适用，追求最大程度上的犯罪人与普通人的平等，才能彰显刑罚惩治与教育改造的双重功能。     

市县公安机关查办内部大要案件的难点与对策

当前市县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构查办内部大要案件,仍面临着荣辱困惑、机构局限、对象特殊、人情干扰、成案偏低、后果敏感等难点问题,很不适应从严治警、反腐倡廉的客观需要;应当从辨证思维强化严肃查案的领导决策、调整充实优化纪检力量构成要素质、突出重点构建查办大案合围机制、突破案情力获定案论处证据体系、用足手段促使办案对象坦白服从、科学应对妥善处置查案后果多重效应等方面,来全面提升新形式下公安监督机构执纪办案标本兼治的最佳职能。     

死刑的适用原则与存废之争

死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内容的最为严厉的刑罚，应遵循公正、功利与人道三大原则。死刑是起源最早的刑种，在几千年人类刑罚史上一直占据着刑罚体系的主导地位。死刑制度走向历来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如何评价死刑，保留或是废除，限制或是扩张，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限制与减少死刑已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高度重视。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刑罚轻缓化视野下的中美自由刑执行措施比较

自由刑在当代各国刑罚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刑罚轻缓化实现的关键在于自由刑的轻缓化。有效的执行措施是刑罚轻缓化实现的重要保证。中关两国在自由刑具体执行措施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深入理解并合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执刑措施，对促进中国刑罚轻缓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论伪劣商品案件调查中的经营策略

制售伪劣商品，严重侵害广大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和国家的经济利益。严厉查处伪劣商品案件是相关行政与刑事执法部门面临的严峻任务。面对着各种制售假商品案件正向团伙化、网络化、程序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执法部门的应对策略是运用经营理念，把各种线索叠加和整合起来，拓展案源，丰富证据，实现整体打击。同时把握案件经营的具体策略，掌握案件经营中情报调研、协作、保密、奖励机制等成功要素，从而实现打击伪劣商品案件执法活动的主动化和规范化。     

行政的疆域及其界定

国内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对某类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或者应否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分析之上,忽视了受案范围最基本问题--"行政"界限的厘定.当今对行政的界定有两个重要趋势:从形式标准向实质标准转化,从权力标准向公共因素标准转化.面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国内对行政的界定采取权力来源标准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现阶段可以将垄断性组织、成员无选择权的组织的管理行为先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论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合理性——以加强被害人保护为视角

司法过程不可以仅仅依据法条进行演绎三段论推理就可以实现，在对法条进行适用时，必须考虑法条背后蕴涵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目的。法律规定作为利益冲突的一种协调和妥协方式，它以实现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以及共盈作为其根本原则和设立目的。恢复性司法是灵活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利益以实现刑罚目的的一种有效手段。     

关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目前采用和普通刑事案件相同的证明标准,这不利于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的保障。应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实现分离的基础上,对量刑阶段的证明标准加以提高。同时应分清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与疑案的情况,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证明标准的适用需要死刑程序加以保障。     

治安案件受案不实的原因及对策

治安案件查处工作是治安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案件受案不实直接影响公安工作正确决策、干扰治安秩序、破坏警民关系。本文分析了治安案件受理工作的现状、探讨了治安案件受案不实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