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     

办理民事抗诉案件调查取证问题探研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对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的调查取证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此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对检察机关审查过程中取得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各地法院做法也不尽一致。文章仅就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问题略作探讨和研究。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畸轻的危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 ,对打击犯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腐败分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刑法规定的该罪的量刑幅度畸轻。这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放纵了犯罪 ,而且为执法者徇私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建议立法机构比照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进行修改 ,提高法定刑、增加量刑档次。     

试论公安行政处罚中罚款的裁量

公安行政处罚是公安行政执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公安执法实践中,要确保行政处罚客观、公正、公开,须做到“三量而裁”。一量行政处罚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二量行政处罚相对人自身经济的承受能力及其行为发生地当时的经济环境;三量相对人对其违法行为后果的认识程度及教育转化难度。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定的身心和社会原因。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涉及人权保障、刑事政策和刑罚正当化等问题,应科学地进行设定。现行刑罚体系中无期徒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种和累犯制度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不合理,应予革除。对未成年人犯罪提倡适用非刑罚方法和缓刑、减刑、假释制度。     

刑事案件中笔迹样本的收集

刑事案件中的笔迹样本,是指由犯罪嫌疑人、经侦查而确定的重大嫌疑分子亲笔书写的,用来同检材字迹作比较的笔迹材料。它是鉴定人员认识检材笔迹所包含的未知信息并进而做出认定或否定结论的客观依据和基础。收集笔迹样本的程序是否适当,样本的来源是否可靠,数量是否充分,质量是否合格,对于笔迹检验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着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和合法有效性。     

被害人上诉权问题研究

由于抗诉条件的限制 ,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抗诉请求很难实现。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由审判权的终结性、权威性、被动性决定的 ,符合当代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能够制约法院审判权的滥用。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冲突并可能导致诉讼迟延、滥诉以及改变诉讼法律关系等技术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不能否定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必要性     

女性罪犯接受刑罚后的心理反应及心理咨询

刑罚是社会强加给罪犯的惩罚和约束,女性罪犯因其自身的犯罪特点和心理特点,对此会产生各种消极的心理反应.通过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工作,提高她们的认识水平和自我评价能力,帮助她们完善自我意识,塑造健康人格,再结合劳改或思想教育,是从根本上转变她们的错误认知和帮助她们作为健康公民和合法公民回归社会的比较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