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或分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权能的政治学分析

以权利为基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是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的手段。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为导向形成了＂领导、合作与协商＂的功能结构。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三大职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权能的评价方式。在我国政治实践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权利的赋予主要来自政治层面,而作为组织体系的权利属性则相对较弱,因此,影响了其功能和职能的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权能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契合还是分离,决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职能作用的发挥。     

论商事仲裁的性质与仲裁员的权力义务

商事仲裁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商事仲裁员既是民间法官又是服务提供者。作为民间法官,为完成其裁判争议的职能,仲裁员应当享有一系列与法官相同或类似的权力。同时,无论是作为民间法官还是服务提供者,仲裁员又负有一系列约定或法定的义务。     

快车道仲裁规则的比较及借鉴

快车道仲裁起源于欧洲,通常,它旨在简化程序为当事人提供快速解决争议的方法,从而取得比普通仲裁较快的裁决,便捷性、低成本和灵活性是其主要特点。从既往的经验看,仲裁机构制定快车道程序应体现合理性与灵活性,且不可忽视风险因素。与国外仲裁机构相比,快车道仲裁概念在我国的仲裁规则中并没有出现,仅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其仲裁规则中规定了与之类似的简易仲裁程序。鉴于此,我国仲裁机构应当基于公平、公正与效益的价值取向,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快车道仲裁程序。     

中国古代法上的和离

和离指夫妻双方因情意不协而自愿离婚的制度,它与七出、义绝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法上的离婚制度。和离之制渊源于《周礼》,自唐代始进入法典,形成正式制度,后代基本相沿不变。该制强调婚姻的两相情愿,不受外力强制的特性。它广泛应用于一般民众,但对宗室成员和官员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考察现有案例可见,和离之法对保护女方平等的离婚意愿及女方的财产都有一定价值,但司法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女方离婚诉求的抑制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维护家族利益的特点。     

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错误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我国关于不动产登记机关承担责任的立法,先后呈现了不同阶段与时期的变化与发展。登记机关的错误登记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是行政赔偿责任,不同的法有不同的规定。《物权法》的实施,再次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交叉适用纳入公众视线。在法律制度没有改变不动产登记行为行政性质的前提下,在我国不动产登记法、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涉及不动产登记业务而引发的赔偿案件,仍应适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来判定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     

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制协调机制浅析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有统一、完善的法制作保障。国家统一的法制往往满足不了特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又只能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作用,且地方立法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借鉴美国的法制协调经验,构建我国的区域法制协调机制,有利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书证出示——评《国际商事仲裁取证规则》相关规定

国际律师协会《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规则》反映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获取及出示方面的最好实践,可以通过当事人自由约定而适用。该规则第3条规定了三种在程序上应当区别对待的书证,第9条第2-5款规定了针对文件出示请求的异议理由。这些规则包含了书证出示方面充分平衡的规则体系,使仲裁庭可以以公平、可预见以及有效率的方式确定案件事实。     

仲裁与司法关系适解

当谈到仲裁与司法的关系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司法对仲裁的监督。从仲裁协议的效力到仲裁裁决的执行,无不强调司法对仲裁过程的司法监督,而忽视了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对于仲裁与司法的关系,从支持与监督两个方面进行剖析,考虑到仲裁本身分流诉讼、便于纠纷快速解决的特质,应当更加强调司法对仲裁的支持。从我国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与司法解释中涉及两者关系的法律条文进行解读,应该能给出一个适当的理解,更加有利于仲裁与司法二者关系的改善。     

评瑞士商事仲裁协议效力扩张之实践——兼论对我国的启发

由于商事交往的发展以及仲裁本身的独特优点,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支持仲裁更多、更广泛地应用。但是由于国际及国内商事交易中,主体、客体以及法律关系的复杂性,法院和仲裁机构都面临着更多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关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问题。瑞士对于此问题已经有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我国可以借鉴瑞士的经验,循序渐进地在立法上引入仲裁第三人制度,并且通过司法实践加以完善,以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韩农业贸易中的政治性贸易保护问题研究

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即将召开的情况下,韩国农业领域的贸易保护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韩FTA签订的重要问题。韩国农业领域的贸易保护倾向不仅根源于福利国家体制和国家干预制度,还和韩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政治情况紧密关联,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解决该问题时除了遵循FTA基本原则外,更要兼顾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对韩协调,整合中国农业出口部门,实现对农业领域自由贸易的政治护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