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建立宪法法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之分析

在我国建立什么样的违宪审查机制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难题,这直接关系着我国违宪审查体制的建构,本文从建立宪法法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论证了宪法法院的建构的益处以及宪法法院的建构与我国现行人民代表大会运行机制并无冲突。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运用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动自身内在的规律和必须要求,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就基层检察工作中如何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予以论述。     

论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构建

刑事政策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关注人性,重视个性。主要内容包括宽严相济、保护人权、恢复性司法,实施主体包括国家及其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和谐社会刑事政策需要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预防各个层面加以深入贯彻。     

理解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

通过分析安全主体在安全政治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可以抽象出其所信奉的安全哲学。以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自身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中国提出与之相匹配和呼应的新安全观,并且分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两个阶段。同时,中国所主张的新安全观与旧安全观在政治基础、安全结构、安全战略、争端因应、和平保障五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以此为线索,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具体内涵可以被理解和概括为一体安全、兼容安全和发展安全,倡导树立忧患意识与发扬斗争精神。当然,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还面临包括启动成本、维持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内的成本问题,包括不对称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内的行动问题,以及包括安全感问题、实践转化及其效力问题和他者问题在内的竞争力问题等现实困境和理论困难,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安全外交需要作答和完成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略论和解方式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合理运用和解方式结案能够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全面解读。在办案中真正运用这一方式,需要司法机关转变观念、重新设计考核激励机制,立法上也需要进一步明确范围和条件,防止滥用。     

邓小平社会主义宪政思想的逻辑体系

中国正处于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有必要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宪政思想的逻辑体系做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借鉴。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

持有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原理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不满足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特征:"持有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密接性",存在对法益保护原则稀释。究其原因,在于宏大反恐背景下对于安全价值的过度倾斜。罪状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含义不明确以及本罪的"恐怖主义活动"属性,导致了实然上规制范围的非理性扩张和制裁程度的加重。基于法教义学的叙事逻辑,在我国现实的刑事立法下,理应对本罪的处罚边界进行规范性限缩,具体路径包括: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解释、"正当目的"的出罪机制以及"最后适用性"的潜在限制。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探讨

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与保护消费者权益实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立法目标之一,并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否受损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之一,但由于消费者概念不明确,又缺乏直接的救济手段,该法的立法与实践出现了落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消费者标准不宜套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概念,同时在司法救济上,应赋予消费者以消费者组织的名义进行团体诉讼的有限诉权。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