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权建构模式下的实践形态反思

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存在多种学说,将其定位于法律监督权属于目前较为统一的看法。在我国的权力建构模式下,检察权若作为法律监督权,在规范层面,将面临很多法律层面的缺位情况。在实际运行层面,则存在着法律监督被放置于刑事诉讼监督、行政机关掌控检察机关的资源、检察权宪法权能与法律权能运行不协调、公诉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等解释难题。     

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与完善的思考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加强自身监督、规范检察权行使、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改革后取得了强化监督的效果,但也暴露办案期限紧张、附条件逮捕缺乏法律依据、听取律师意见程序有待细化、不服逮捕缺乏救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行立法建言和制度改进,使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在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间寻求最佳平衡。     

论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

文章针对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问题,从对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理解,存在问题和巩固职能等方面进行阐述,指出检察权的宪法地住与在实践中的弱化之间的矛盾,论证了检察机关宪法地位巩固与发展的途径。     

从检察权配置论审判监督的难点及对策

我国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工作流于形式,效果不佳。其表面原因在于主观上的监督意识缺失和客观上的监督方法的缺位,根源在于检察权配置问题。本文从检察权配置的角度对当前审判监督工作的难点提出自己看法,并对改革发表一定见解。     

行政听证的政治逻辑架构——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听证制度的本意在于规训和导控行政权力,它可以基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逻辑,也可以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来建构。商谈理论强调,行政权力应由源于日常交往所产生的交往权力导控,交往则是基于理由的商谈网络的形成与论辩的互动。针对面临和处理的不同问题,商谈又呈现为三个层次,即实用性商谈、伦理-政治性商谈和道德性商谈。本文认为,遵循商谈理论的逻辑,行政听证可分为以实用性商谈为主的行政项目类听证和以伦理-政治商谈为主的行政规划类听证、以道德商谈为主的行政法规类听证。     

关于侦查权控制方式的思考

各个国家对侦查权进行的控制方式大致包括司法授权、司法救济和权利制约等。在我国,对侦查杈缺乏有效的控制,主要的控权方式是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和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基本不具有效用。鉴于此,应完善我国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司法授权目前不具可行性．理性的做法是,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加强检察监督、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对抗侦查行为的权利。     

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扩张——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视角

间接正犯概念的缘起致使间接正犯最初以直接行为人为非故意犯罪为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间接正犯本质和类型的阐释,印证了间接正犯由替补者到独立地位的变迁,使得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扩张至直接行为人为故意犯罪的情况。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及适用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许多案件触目惊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食品安全领域的渎职行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死刑废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国际司法的普遍情况来看,废除死刑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在废除死刑的进程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和积极的尝试,死刑的废除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人性、权力与制度反腐

人性中的恶是腐败的深层基础,但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恶及善恶互变现象,以外在的刚性制度约束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约束激发人性的正能量;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微杜渐、惩恶扬善,这是人性向善和政治走向文明的内在需求;必须加强制度设计,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权力运用,防止制度虚置,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高制度反腐的科学化水平。广大领导干部必须习惯于在监督下谨慎用权,为民掌好权,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为全体人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营造民主、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和精神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