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型时期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体制转型期，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漏洞，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况也比较突出。证据失权制度的建立，对于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行为，落实举证期限，保障诉讼程序的合理运转有积极意义，同时证据失权制度运行也需要建立相关的保障措施。     

论形成权的性质

形成权无对应的义务,这是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与其对应的是相对人的屈从地位。形成权的享有无不存在被侵害的可能,其行使过程可能被侵害。形成权属技术性权利,并无实质之利益附着,其具有死亡的基因,一次行使即归消灭。     

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检视

刑法修正案是我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的一种形式，其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我国修改刑法典的唯一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程，这种形式日益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论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的宪法保障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紧急状态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采用宪法直接保障的立法模式是建设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把国家紧急权直接规范于宪法,即便在经济紧急状态之下,也不得超越宪法而随意扩大国家权力,这是宪政主义在国家紧急权上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国家紧急权立法模式的路径选择。     

试析后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视角考察,欧洲可划分为两大板块：＂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与之相对应的是欧洲还存在两大地缘政治势力,即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主要特征是苏联代表的陆权势力和美国代表的海权势力在两大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对立与均势。而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欧洲地缘政治失去了这种战略平衡：陆权势力收缩而海权势力扩张,心脏地带衰落而边缘地带崛起。同时不应忽视,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也都赋予了欧洲传统地缘政治形态以新的特征。     

人性、权力与制度反腐

人性中的恶是腐败的深层基础,但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恶及善恶互变现象,以外在的刚性制度约束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约束激发人性的正能量;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微杜渐、惩恶扬善,这是人性向善和政治走向文明的内在需求;必须加强制度设计,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权力运用,防止制度虚置,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高制度反腐的科学化水平。广大领导干部必须习惯于在监督下谨慎用权,为民掌好权,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为全体人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营造民主、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和精神乐土。     

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如何使法治成为国民的信仰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且被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是和必然是良法。在我国,要使国民信仰法律,信仰法治,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创设起使法律能够顺畅运行、公权力受到严密制约、违法行为受到有力制裁、社会正义得到有效维护、法治文化深入人心的法治国家机制。这种机制一旦形成,法治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国民的信仰。     

论检察官之定位

法律卫士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从检察官制的起源论证检察官作为法律卫士的合理性：其次，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官署，从身份上保障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再次，在体制上，通过塑造检察官的法定义务和客观义务来保障其法律卫士地位的现实性。     

论警察权力运行的制约与规范

近年来，随着警察权力的不断扩大，警察在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腐败现象已日益突出，制约警察权力刻不容缓。可是，单纯地限制这种权力往往会极大削弱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和维护社会治安的水平，甚至连警察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保障。因此，规范警察权力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和最终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