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环节证据合法性审查实证研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义务,并对检察环节开展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具体程序和相应职责予以了明确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侦查活动的密闭性、审查模式的单一性、立法的不完善以及在审查过程中自由裁量缺乏必要的规制等问题制约了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实效。为此,有必要从审查程序、配套制度以及认证规则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大数据技术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大数据具有的4V特性决定了大数据技术将从多个角度和层面丰富侦查方式,提高了各类案件的侦破效率;以高科技预防高科技犯罪,做到打击迅速、减少损失,还百姓以现实的安全感;整合多种资源,引导社会运转,预见行为规律,构建令百姓满意的和谐治安环境;让公安工作始终开展的公正透明,百姓享有现实与虚拟环境里的平等权利;提供高效的管理手段和模式,不断推动社会管理的创新。全面认识大数据技术对公安工作的影响,有利于推动公安工作上台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论法律选择中的替代条款——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替代条款要求在案件与一国有更密切联系时,排除冲突规则对案件的适用,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功能。替代条款是法律选择的灵活性超越确定性的明证,是＂方法＂对＂规则＂的融合和革新,是英美法的自由裁量主义和大陆法的严格规则主义的较量。替代条款的盛行同样诠释了法的正义价值和安全价值之间博弈发展的古老命题,彰显了法律现实主义在冲突法领域的一度勃兴和鼎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合同领域没有采用我国已有立法和各国立法中的替代条款,实为一大憾事。     

东游运动与潘佩珠日本认识的转变

《潘佩珠自判》呈现出了东游运动前后潘佩珠对日认识的变化。赴日前,潘佩珠认为日本是同文同种的新兴强国,期望日本军事援助越南。东游运动失败后,潘佩珠认为日本背弃了黄种人和亚洲,是个重强权、轻道义的国家。他对日本国民素质则始终赞赏,以之为越南人的学习对象。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谈新贸易保护主义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从华为、中兴收购受阻谈起

传统“国家安全”内涵延伸到经济领域导致贸易保护盛行,投资壁垒越来越多,尤以中兴、华为进入美国遭到的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内容的新贸易保护阻挠为最.本文透视美国安全审查制度,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受歧视待遇的原因,以期为我国对外资的管制和促进海外投资的保护提供借鉴.     

我国贫富差距现象分析与政府的行为选择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政府在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找到调整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而且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为何重新解读遗弃罪犯罪构成之实证研究——以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发展为视角

我国遗弃罪在新、旧刑法典中的位置相异,这导致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构成的解读引起了争论。提倡重新解读的学者们只是基于现有立法现状探讨如何重新解读,而没有探讨其原因。刑事立法、修改、法律解释以及刑法结构的调整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我国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是重新解读遗弃罪犯罪构成之原因。     

证据保管链制度研究

证据保管链制度要求建立自侦查阶段收集证据至审判阶段将证据提交法庭的完整记录体系;除少数例外情形,所有接触证据的人员都必须出庭作证。这一制度对规范侦查、起诉人员收集、运输、保管证据等行为,协助法官和辩护方审查判断证据的真伪,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要求对证据的收集进行记录,而不要求对证据的运输、保管、鉴定等也进行记录,更不要求接触证据的人员出庭作证;这对保障实物证据的证明力极为不利。我国在未来立法时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建立系统的证据保管链制度。     

中日甲午战争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战胜国日本则国力日益强大,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崛起和扩张加剧了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变化,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亚国际秩序由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转型,中朝日近代新型的国家关系逐渐建立起来,传统的宗藩体系土崩瓦解。本文以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与传统华夷秩序的瓦解为切入点,探讨甲午战争后东亚传统邻邦中朝日三国新型近代国家关系建立始末及其对三国关系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