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破产债权人会议程序之研究

债权人会议作为全体债权人的自治组织,既是企业破产的一种利益平衡器,也是统一债权人意志与行动,保证破产有序进行的自治性团体。金融机构破产是企业破产的一个分支。金融机构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破产时债权人权利与普通商事企业破产时债权人权利的差异性,同时,债权人的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金融机构破产债权人会议与传统的债权人会议在功能、履职程序、价值目标方面存在冲突。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冲突而否定债权人会议的作用及其存在的价值,立法者所应该做的是对其功能、职权和履职程序进行适应性修正。     

融资犯罪刑法规制路径优化探索

以融资犯罪的整体规范视角分析当前合法、非法或者构成犯罪的民间融资行为,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刑法规制各类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的规范功能与结构,动态地考察与反思当前融资监管行政法律规范与融资市场机制刑法规范之间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解决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失衡与紊乱的关键在于:在制度执行上实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机制刑法平等保护,在规范适用上实现融资犯罪主观与客观构成要件证明压力分散与均衡。     

斯多亚哲学与自然法中的普世主义

斯多亚哲学是西方自然法理论的开端，基于其对世界精致的泛神论解释，斯多亚哲学提出了普世主义的平等观，人人皆有神性，在起源上皆为平等。斯多亚哲学的普世主义经由自然法的媒介改造了罗马法，为罗马法产生平等法权观念提供了哲学前提。     

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仍存有诸多待商榷之处,如何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在。     

揭开集合侵权的面纱——从术语翻译到制度建构的追问

Masstort应译为“集合侵权”。“大规模侵权”存在形式和实质上之不足，不能标识恰当的判断标准，无法揭示整体性侵害这一本质，也难以统摄两大基本类型。基于整体结构转型、构成技术和归责机制失灵等原因，集合侵权不能融入传统侵权法，属于侵权法上的“情势变更”。为应对集合侵权，实体法须采取拟制集合团体、醇化责任基础、损害赔偿模型化、缓和证明责任等措施；同时，应以集团诉讼为中心构建程序制度，并实现私人自治和国家强制的结合。我国初步具备了应对集合侵权的实体法基础；程序法上还亟待建立集团诉讼制度，改变行政主导应对程序的现状。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法治思考

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对于提高教师德行素养,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法治德,对于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作为指导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方针。在以法治德方针的指引下,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的道德素质和法制素质,是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基本任务。采取自律与他律并重,以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工作方式,将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侦查学学科定位问题再探——兼论侦查主体改革之思路

随着《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出台,沉寂多时的侦查学学科定位(或日属性)问题再次引发热论.侦查学到底归属于谁?众说纷纭.但主要焦点还是集中在是属于法学还是属于公安学上.将侦查学定位于“本质上属于公安学,但仍具有某些法学的特性”,似乎能够更好地解决争议、息纷止争,也更能体现侦查学学科独有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能够为侦查主体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提供思路,使其朝着科学化和法治化方向迈进.     

论案例教学法在法律与电子法务教学中的实践

在法律与电子法务专业教学中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案例教学法正是最佳的选择。在选择案例方面所选案例应该是原始的、未经任何改变的材料,应具有结论的不确定性。在讲授分析案例时需注意掌握案例分析的一般方法,将法律、法理与案情相结合,注重案例讨论组织的规范性,注重培养学生使用电子网络数据库查找案例的能力。     

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以《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标志,从立法上宣告了我国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私的关系,无论是从婚姻法的角度还是从民法的角度,都可以得出婚姻法属于民法（私法）以及民法（私法）包含婚姻法的结论。长期以来,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仅仅停留于形式,由此制约了婚姻法学的纵深发展,也妨碍了私法体系的统一完整。在法典化的背景下,实现婚姻法向民法的实质性回归,是关于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唯一正解,也是制定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的中国民法典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法律价值观变化与行政法回应——从行政法制民主化和注重运用条理法的视角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走向经济民主化,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引起法律价值观变化值得关注;在北京进行的典型调查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法律价值观正逐渐丰富;行政法制革新要积极回应法律价值观的变化,从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推动民主化进程;在新形势下要深化改革、更新观念,还要注重认知和运用条理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