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党的思想建设规律探析

细致分析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情况,就不难发现其自身的基本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和方法发展变化;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难度不断加大。充分认识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规律,加强党组织在高校的核心领导地位,对于培养和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有重要意义。     

财政法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界定

公共财政由于具有积极分配财政资源的特殊属性,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我国总体经济方式的调整,财政实践中已基本形成公共财政的思路与目标,财政方式也已随之发生改变,财政干预的活动方式也发生改变。财政法作为主要调整公共财政关系的法律,对保障公共财政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财政法理论的特殊性,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或借用经济学上的一般分析,财政法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的界定是财政法首要的问题。财政法理论需要尽快或更多注意公共财政的建设目标与进程,并作为财政法基础理论建构的内容。     

德国国际私法关于识别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研究

德国国际私法认为，识别源于对冲突规范所使用之“体系概念”的解释，发生识别冲突的原因在于内、外国实体法存在体系差异，内国实体法体系中存在漏洞，内国实体法和国际私法之间存在体系差异。在识别冲突的解决上，存在法院地说、准据法说和独立识别说等三种主要理论。在德国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地说占据主导地位，但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独立识别说，作为法院地说的必要补充。采用独立识别说时，法院一方面要对冲突规范中的体系概念进行广义解释，突破其在内国法律体系中的内涵范围，兼容外国法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从法律体系、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外国法制度进行比较法分析，以确定其功能和目的。如果能够确认该外国制度和内国某一体系概念在目的和功能上具有对应性，就可以将该外国制度纳入该概念，从而拓展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否则就必须发展新的冲突规范加以应对。     

“教、学、练、战”一体化视阈下的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国内安全保卫专业的设立对国内安全保卫专业教学及人才培养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参照公安院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教、学、练、战"一体化视阈下的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建设、发展与创新途径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具体而言应主要从"教"层面的专业定位,"学"层面的课程体系构建,"练"层面的教学方法创新和"战"层面的实践能力培养几个方面入手进行专业建设。     

空间法中的国籍联系

“国籍联系”在《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营救协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界定“本国活动”、“有关国家”、“发射国”、“登记国”的重要标准，是判断“私人行为的归责性”的重要导向，是私人、空间物体的国籍国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是划分空间活动责任、风险的重要标准，是空间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在国际私法中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视角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表征，一种新颖独特的价值观。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对国际私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排斥统一性，强调差异性；否定普遍性，强调多元性；反对确定性，强调多变性。     

论格老秀斯法权思想的人本化因素

格老秀斯法权思想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代表。作为国际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法权思想包含自然法、国际法和万民法内容,为17世纪之后世界秩序的构建制定了法律框架。格老秀斯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法》和《海洋自由论》即已凸显了法律的人本化因素。本文通过探讨格老秀斯法权思想中的自然法和国际法理论,分析格老秀斯法权思想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正义、自由、道德和普世主义等人本化因素的内容,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参考。     

扒窃的实质解释——以结果无价值为基本立场

刑法上的扒窃需要充分考虑刑法目的和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实质解释.扒窃入罪的根据应站在结果无价值立场进行分析,这一根据正是甄别、筛选和归纳扒窃概念诸要素的实质理由.扒窃行为只有达到足以造成数额较大损失的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依此,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领域对一般人所携带财物实施的技术性盗窃行为.同时,刑法上扒窃不以财物“随身”携带和“秘密性”为必要条件.     

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立法探析

"区域"开发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我国缺乏调整"区域"开发的国内立法。法律的缺失于我国"区域"开发的发展不利,也无助于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及有关规章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有可能引发国家责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区域"法律制度,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提供了指引。采用专门立法来调整"区域"内的活动是国际上通行的模式,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应为我国所采纳,以推动我国履行该《公约》赋予的义务,提升我国在"区域"国际法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规范我国在"区域"内的活动,维护与拓展我国在"区域"的利益。     

Interfacing interplay of local government,traditional leaders and society

Wilmien Wicomb from the Legal Resource Centre states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996 marks the first time that customary law was recognised as a law equal to its common law and even statutory law counterparts. Whilst this recognition is implicit in chapter two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s jurisprudence in 2000 placed such recognition beyond doubt to make sure that the legislature and executive entrench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of customary practice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 Is the interface of the interplay of local government, traditional leaders and society possible to restore transform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where there are traditional leaders’ presence? To answer,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were explor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raditionality and modernity, lack of clarity of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leaders, parallel administrations, power struggles and court battles needed resolve to ensure meaningful public-sector reforms and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