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株连效应的刑法学思考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碍，而且客观上严重破坏着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促使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群体。     

日本预防组织犯罪对策的要点及其启示

日本包括西方许多国家的组织犯罪,在某种意义上均可说是与制度有关或由制度造成,因此,日本基于这种环境,在＂对策＂中首先从＂法＂的高度进行组织保障,从＂修法＂起步,制定＂纲要＂指南、规范过程实施,强化重点保证,以及在宏观处立足、在过程中掌控细节等。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国际上的一些职业犯罪包括敌对势力和邪教等组织肯定都会把触角伸向中国,中国警方必须积极应对、未雨绸缪,制定中国式的预防组织犯罪对策,即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清除组织犯罪滋生成长环境、把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拒之于国门之外。     

聚众斗殴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基于规范实证的视角

聚众斗殴作为一种常见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收案宽、缓刑适用率高、处理社会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这既与执法尺度有关，也与法律规定及司法政策有关。基于实质公正的要求，应对聚众斗殴构成犯罪的情形进行一定的限缩，以体现罪刑相一致原则。     

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

基于“政治主导”的政治理念，民主党政权在政策决定过程领域推行政官关系变革。历经鸠山内阁、菅内阁与野田内阁，随着政官关系变革态势的减弱并遭受顿挫，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政官关系定位不准，不仅导致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也削弱了其决策效益与执政能力。     

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研究

长久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社会面对的终级话题之一。千百年来人们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关系展开的。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演变的探讨，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犯罪资源的涵义、特征与价值

犯罪资源是社会资源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犯罪资源是指能够使犯罪行为主体对犯罪客体发生作用,从而影响犯罪现象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物质和非物质因素的总和。犯罪资源随着社会各种现象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不断地发展。同时犯罪资源的输入还受制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度。     

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虚假证件的识别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开通,对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加强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全面推进廉洁准入制度,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近来投标人使用虚假证件的问题比较严重,应引起各级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在执行查询工作时,我们应建立起严密规范的工作程序,让虚假证件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     

商业银行客户忠诚度研究

面对国际银行的竞争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挖掘自身潜力,寻找优质客户,开展客户关系管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其中,针对客户忠诚度的研究非常重要。分析客户忠诚度模型对影响客户忠诚度的各个因素,可以认为,提高客户忠诚度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要根据我国银行业特点,制定提高客户忠诚度的相应策略。     

清代高级官员贪腐犯罪案件的审断

清代一、二品官员贪腐案件众多,涉案人员广泛,一、二品官员位高权重,因此对其审判科罚有严格规定。在错综复杂的案情及人为因素面前,法律规定变得非常模糊,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法律会被弃置不用,而皇帝的态度及喜怒对案件的审判起着决定作用。     

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的政治经济分析——以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