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诉讼的模型化识别及防范治理——基于诉讼结构的视角

民事诉讼领域里虚假诉讼所涉及的诉讼结构主体,包括原被告、审判方以及关联方:监督方、律师、受害第三者。虚假诉讼原告的直接目的是取得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或调解书,最终目的是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虚假诉讼标的基本表现为财产权纠纷;虚假诉讼缺乏真实意义上的诉讼理由。虚假诉讼内涵的七大识别点,显露于构筑其模型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防范与治理虚假诉讼,要通过立法与制度,规范诉讼主体、审判方和律师,加强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的监督,健全对受害第三者的救济。     

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调整转型——2013年第1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今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7.7%,工业增加值增长9.5%,CPI上涨2.4%,与希望回升的预期相反,均比上年同期和上季度要低,但增长回落正是经济调整转型之机。M2余额超过百万亿元,不能仅从货币政策操作考察是否存在货币超发,而要深入一步,看看政府投资创造货币的特殊机制。房地产调控中的博弈,一方面说明政策设计存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与特殊的货币创造机制有关。撤销铁道部,组建铁路总公司,实现了组织机构上的政企分离,但经济上仍合在一起。以债务处理为契机,明晰产权安排和经营责任,进一步推进铁路改革。     

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的政治经济分析——以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     

基于分形理论的东南亚旅华客流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本文以1999～2010年东南亚旅华游客人次统计为样本，运用分形理论研究了东南亚旅华客流空间结构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南亚旅华客流空间结构分布具有分形特征，1999～2010年间各年无标度区范围呈逐步扩大趋势，分形结构产生由局部分形→单分形→局部分形→双分形的发展变化。危机事件、旅游资源禀赋差异和区位因素是东南亚旅华客流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     

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及其构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性行政改革浪潮引发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探讨,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借鉴意义。服务型政府的讨论是我国学者借鉴西方行政话语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种改革模式,随后关于服务型政府的模式构建、服务型政府体系、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总结等研究探索相继展开。服务型政府体系应当是一个政府各部分目标一致、相互协调、运转灵活、解决问题高效的体系,而职能结构是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政府改革的起点,它涉及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的划分与配置等。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逻辑路线

充分认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逻辑路线，是新时期把握党的建设重要任务的基本要求。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其终极目标，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是其根本要求，对党的建设进行整体布局和规划是其关键环节，对党的建设进行重点部署是其主要抓手和落脚点。这是一个逐渐深入、层层递进的关系。     

法律制度创新的三维度论——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探寻

当今世界结构下的法律制度创新虽然无可避免地受到各国自身国情的影响,但法律制度本身的结构模式及制度创新范畴却是可以界定的。我国法律制度创新自晚清以来带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而法律制度的三重结构及制度创新的三维度论正是对这种附加情怀进行一种合理化协调,是对法律制度和制度创新的理论还原。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政治——政策体系创新、价值——道德观念创新和规范——技术模式创新等三维创新理论,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法律制度创新进行新的认识。     

解决"三农"问题的两种互补模型:外生性发展与内生性发展

目前我国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来自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针对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改变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农村经济落后状况,西方经济学家创建了外生性发展与内生性发展两种模型。这两种模型表面上是相互对立的,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这已被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所检验。     

Globalization and legal change: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uropean law?

Intensified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EU governance have led some observers to argue that there has been a trend towar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European “way of law.”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at contention, focusing on legal change in European member states. It first describes ways in which the 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has differed most sharply from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s of Western Europe (including Great Britain)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at account for this “American legal distinctiveness.” Simi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currently are at work in Europe, the article acknowledges, creating incentives for legal convergence. But it also argues that European legal culture and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European national states generate path‐dependent forces that impede European movement toward American ways of law, and it discusses six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aw that remain entrenched and are unlikely to disapp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