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神控制者及其家庭提供心理支持的思考

被破坏性膜拜团体精神控制受害者的心理成长工作，在西方国家被一些学者称为“脱教”，这个过程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重要阶段。成长是人一生的课题，一个人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觉醒和努力，拒绝成长单靠外界的压力，是很难实现成长的。因此，这是一项涉及许多方面、非常艰难的工作。这里仅从完善家庭支持系统与被破坏性膜拜团体精神控制受害者的心理成长的角度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资源型城镇产业接续机制与实证

该文提出“在资源鼎盛期率先打造产业接替的基础条件、规避资源枯竭后再进行转型的世界性难题”的观点,指出矿区工业-生态产业链的结构设计是解决矿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尖锐矛盾的有效途径.以平朔矿区为例,从循环经济角度,分析了矿区工业-生态产业链结构设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了矿区工业-生态产业链结构设计的目标、原则和依据.在矿区现有资源和条件基础上,构建了两条相互依存的产业链:一是以煤为主,电、化、硅铝、建材并举的黑色工业产业链；二是以土地复垦与复垦土地利用为主,种、养、加一体化的绿色生态产业链；对其产业链的结构、功能和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矿区工业-生态产业链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关键问题.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与调整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开展了三次全国性的专项斗争，但是一味地强调从重从快惩治黑社会犯罪分子，而没有其他的衔接性预防措施，从长远来看并非治理良策。因此，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黑社会犯罪的发展规律，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对策上应坚持“四个结合”的策略，并加强标本对策的研究。     

我国创业板初创期市场风险识别与防控初探——以海外创业板经验教训为借鉴

从对海外典型的成功或失败的创业板市场经验教训的分析总结来看,创业板初创期的市场是充满风险的.初创期风险的成功解决与否与创业板最终的命运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因此,对创业板初创期风险及时地识别、合理地防控成为我国创业板当前阶段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论回应公民需求的治安调解

治安调解制度本身的内在悖论使这一制度在立法上和实施上存在诸多缺陷,其正当性也屡受学界质疑。从行为主义法学的视角及经验研究出发,可知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纠纷解决渠道的选择偏好也呈现多元性,公民需求正是治安调解正当性的基石。回应公民需求的治安调解应变更警察的治安调解权力为公民权利,以此为基础重塑治安调解的法律效力,并建立警察治安调解的内部考核机制,以保障治安调解的良好实施。     

我国生态环境恢复立法析要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预防生态环境退化,还应根据生态环境发生退化的程度对其进行事后恢复。生态环境恢复关系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环境权益。与传统环境立法不同,生态环境恢复立法更强调对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事后救济。我国现行立法中,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尚有诸多缺失,应加强生态环境恢复方面的立法,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思维方式的演进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或社会制度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思维方式的更新密切相关。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其行政理念、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政府模式的选择和行政管理的效果。人类的思维方式从古代的整体性思维到近代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直至现代生态思维的嬗变,政府模式也相应经历了从古代朴素、低级的生态型政府到近代的反生态型政府直至现代的生态型政府模式的转变,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进程。     

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以修武县公安局社会治安管控创新实践为例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而社会治安的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结合修武县公安局在警务机制创新方面的尝试,对提升警务效能、信息化应用、人口管理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治安管理创新提出了建议。     

国内关于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综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近些年,随着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国内学者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整体理论内容、主要代表人物、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三个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术群,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从其他角度深入探讨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公布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公布违法事实已经在我国当下诸多行政管理领域得到运用，并为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及证券监管立法初步认可。法律概念用语的模糊、程序及责任规定的缺失，致使公布违法事实手段的运用呈现杂乱无序的格局。依托行政行为形式化原理，可对公布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作声誉罚、公共警告、行政处罚结果公开形式及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区分。鉴于公布违法事实手段的不当运用容易侵害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分别从行使条件的拟订、正当程序的遵守和预防性救济机制的建构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