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乡镇改革的历程与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改革进行了25年。它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至1985年的“社改乡”和“乡政村治”体制建立;1986年至1989年的“撤并乡镇”和推行“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的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的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管理体制创新。乡镇改革动力来源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实行“村民自治”的巨大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全国开展农村“费改税”的强有力推动。下一步乡镇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及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并按“撤市、强县、精乡、补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村庄权力系统中女村官地位的类型分析--基于江西三个村的实证调查

从处于权力中心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理解权力的本质,是分析权力系统的一个重要思路。女村官是村治中进入村庄权力系统中心的特殊群体,以女村官与政府的关系、女村官与男村官的关系、女村官与村民的关系为变量,以它们的不同表现形式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组合关系,可将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分成三种类型,即弱势型、强势型和均衡型。分析这三种类型将有助于深刻理解村庄政治,积极推动农村政治的发展。     

村民自治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农村中自身存在的制约其发展潜力的因素和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作为对国家政府和乡村社会起链接作用的村民自治的角色和职能定位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结合当前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探讨村民自治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人类学追踪调查的虚与实——重访南景村的思考

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通过远足他乡的方式获得与“本文化”不同的知识与体验。这种取向不仅是专业训练的路径,也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对南景村的回访,重新思考了人类学村落研究的传统,以农民和村落的终结为逻辑起点,分析解读追踪调查的真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把村庄和对村庄的想像连在一起,构成了“虚”、“实”相间的田野工作。     

村民自治权的私法救济--一种考察视野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目前,公法学科实现了对村民自治法律问题的学术垄断,而公法学者也已成为该学术领域的守护神.在学术探讨的语境下,这种情况势必会形成研究进路的"路径依赖",从而影响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公法学科对村民自治的垄断直接导致村民自治权利司法救济资源的缺失.要摆脱此种学理和实务困境,可将考察视野和研究范式进行转换--在私法的视野中研究、解析乃至重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体系,并寻求到村民自治权利的私法(司法)救济体系.     

农村NGO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NGO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利于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树立,从而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NGO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认识不够、资金不足、环境不优、管理不善等问题,对此,必须通过加强宣传引导、健全筹资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强化内部管理等措施来促进其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环境保护对策初探(下)

当前,我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涉及经济、法律、社会、科技、教育、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领域的“问题复合体”。积极地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视角去集成各个领域专家的智慧,加强各方面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打破以前相关部门在环保问题上的封闭、独立状态,逐步形成一种综合的环境治理模式和相应的对策,以便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已日益紧迫、刻不容缓。     

西方社会生态犯罪学的新近发展

早期的生态犯罪学思想源自对生态环境关系与犯罪互动关系的思考 ,将社会生态作为犯罪系统研究标志社会生态犯罪学的诞生。2 0世纪社会生态犯罪学经历了从思想萌芽到学科体系形成的重要发展时期 :从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到所谓的新生态犯罪学理论和副文化理论。本文研究了生态犯罪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概括其理论成就及政策应用 ,评价其不足与最新研究进展     

试论习惯环保法

习惯环保法作为习惯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和习惯法相同的特性.习惯环保法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习惯环保法多数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是因其特殊的环境或生活习惯所形成的.本文阐述了习惯环保法产生的民族渊源、社会学基础及对其今后的引导方向,认为习惯环保法的变迁决定于当地族群文化的变迁,而后者又决定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而习惯环保法的变迁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变迁.     

城市化与“入城”集体土地的归属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城中村"抑或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还是农民就地的自主城镇化,均会引发"入城"后集体土地如何归属的宪法难题。从城乡土地所有权二元格局、各农村集体地权实现能力的差异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考虑,长远来看,宪法第lO条第1款关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规定仍应维持。但基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权益严重不利的事实和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则需要以人的市民化,尤其是农民的真正市民化为基础,来对宪法第10条第1款作出新的理解,即当某一个城市的公民(尤其是原来的农民)均得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权利时,该"入城"的集体土地才能属于国家所有。这一解释不仅可以避免修法,维护宪法权威,而且也有助于农民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合乎宪法上国家所有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