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特征与法律和机制保障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这种经济合作模式,较之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态,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跨境经济合作区只覆相邻国家特定的毗连区域而非整个国家疆域;合作的主体是毗邻区域的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合作的内容以贸易和投资为核心,并可以根据需要扩展到交通、通讯、旅游、环境等领域。跨境经济合作区应建立在由上位、中位和下位三级法律基础上并有完善的机制作为保障。拟定的中越河口——老街、中老磨憨——莫丁、中缅瑞丽——木姐三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仍处在建设的初期,其法律框架的形成和管理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     

欧亚经济共同体经济一体化及其效应分析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独联体框架内最重要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自2000年诞生以来,该组织在建立关税同盟方面取得了重大实质性进展,建立统一运输空间、统一能源市场和统一社会经济空间的工作稳步推进,金融和货币领域合作有所加强,经济一体化的静态效应、动态效应,以及非传统经济效应和"外溢"效应开始逐步显现。但由于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多数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很小,且共同体内实行的是不同速度的一体化进程,共同体的一体化效应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欧亚经济共同体内俄白哈关税同盟的正式启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效应将明显改观。     

涩泽荣一对华实业思想中的“利权”论述——以1914年访华为中心

关于利权的争论是1914年的涩泽荣一中国之行的一个重要话题。外界视涩泽此行的目的是获取在华利权，而涩泽则对此予以坚决反驳。在他看来，利权一词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而作为来华目的之一的中日实业会社一事则纯属商业行为。此外，他又将利权赋予了双方共同获利的意义而为己所用。涩泽对利权的如此表述意在消除中国的疑虑，其背后所反映的对华实业思想也与他的国家本位意识、经济伦理思想和汉学背景等因素有着紧密的关联。     

虚假会计原始凭证的司法识别

经济犯罪与传统的刑事犯罪不同，一般没有犯罪现场可供勘查，其经济犯罪行为往往隐藏在大堆的财务会计资料中，而虚假原始凭证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源头，是滋生各类经济犯罪的温床。因此，从大量的财务会计资料中识别虚假记账凭证，对案件的顺利侦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山西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山西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山西长期依托煤炭优势，形成了以能源重化工产品为主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对山西省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产生了巨大压力，也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山西必须改变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走循环经济之路。     

论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

现代国家的规制系统往往是复杂而庞大的。在政府对经济的规制中,应当否定和废止的规制大量存在,同时,应当肯定和强化的规制同样大量存在。本论文将视角锁定在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分析上,着重探讨如何在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意思决定的科学性、专门性,强调对各种信息的梳理、排除和活用,围绕立法和政策制定的科学公正性和社会公正性以及由此而得以确保的社会可靠性展开探讨,在民主参与、专门性输入及评价、救济等专门性保障的意义上,来构筑规制立法和政策形成的正统性。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效应

近年来，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并出现一系列格局性变化。东盟加快了自身区域一体化步伐，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迅速兴起，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涌现。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它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区内贸易的扩大，产业内分工与贸易的增强，以及对区内外投资的吸引。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从“边缘”进入“中心”的几点思考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边缘—中心”格局 ,即“两张皮”问题 ,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难以改进和提高的关键所在。扭转这种局面 ,其出路在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入企业经济工作这个中心。而做到这一点 ,就需要进行观念转变 ,以解决“想不想进入”、“让不让进入”这两个问题 ;也需要在机构调整、制度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及方法的变革、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下功夫 ,以解决“能不能进入”的问题。     

俄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博弈论解释

俄欧关系是当今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而经贸关系是俄欧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俄欧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双方利益诉求的不同，双方关系体现出了更多的博弈思想。     

法经济学视域下行政立法的经济性辨析

行政立法是一项经济活动。行政立法的成本投入是法治成本原初性、基础性投入。行政立法的收益则具有物质性、阶段性、无形性、双效性特征。基于成本、收益与效率、效益的联动关系,对任何一部行政立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讲求效率的同时必须关注效益,坚持效率与效益并重,实现它涵容的良善、伦理与秩序的道德价值及盈蓄的公平、正义、自由与人权的法律价值,终极目的是体现行政立法的经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