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犯罪侦查中的电子证据

信息化时代，经济犯罪侦查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越来越多，电子证据在侦查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然而，电子证据在法律上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取证程序没有规范，给经侦办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要提升电子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作用，需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定，明确电子证据的取得程序，同时要对经侦民警进行必要的电子取证培训，提升电子取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涉及电子证据的经济案件的顺利侦办。     

社会治安高危人员之柔性控管论略

“柔性控管”又称观念性控管，主要方式包括道德、亲情、友情、舆论、宗教等。对高危人员的心理和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约束力，要在信念与现实之间架起畅通的桥梁。下大力气做好高危人群中思想、行为稳定者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要从消减当下和潜在高危人员绝对数、进而促进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出发，鼓励人们不断强化情感依恋认知、对离婚问题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要把高危人员对社会的责任、个人能力和柔性控管有机地联系起来。用这一群体中多数人服务社会、获取成功的过程和结果消减该群体危害社会的几率。采用柔性控管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控管方式．也能降低成本。     

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研究30年回顾与启示

在1979年两岸关系逐渐趋于缓和与恢复的形势下，海内外对两岸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并逐步展开和深入。近30年来，随着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进程，两岸经济关系研究先后经历了三次热潮，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和研究基础，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梯队。两岸经济关系研究深受各种经济理论思潮的影响，如经济市场化理论思潮、经济全球化理论思潮、经济区域化理论思潮和民族化思潮等都反映和折射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研究两岸经济关系，应从符合两岸同胞根本利益、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规制对象的取向

伴随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 ,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勿庸置疑。中国反垄断立法规制对象以行为规制为取向 ,还是以结构规制为取向 ,众说纷纭。本文拟从经济全球化与美、日等国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变迁出发 ,并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得出 :选择行为主义规制垄断是中国反垄断立法的最佳的、也是必然的战略抉择     

论“接触权”——著作财产权类型化的不足与克服

随着技术保护措施成为网络时代著作权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接触权”从公众接触政府信息的人权变成为了著作权人控制利用人接触作品的“私权”。当对作品的主要利用方式从占有载体转为直接体验内容后，著作权人是否享有控制他人接触作品内容的能力就显得相当重要，“接触权”突破了建构于18、19世纪的传统著作财产权体系，其正当性源自对网络环境下作品利用模式的适应，是应对科技发展所做出的合理设计。     

论经济法的系统间整合功能——基于哈贝马斯法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

哈贝马斯从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出发,论证了法律充当社会性整合媒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哈贝马斯的法哲学思想为经济法的功能定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我们据此可进一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与经济活动系统之间的交往媒介,既是一个不断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获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法律规则的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不断协调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冲突、促使两者交流和沟通的行动系统。正是因为经济法所具有的这种独特功能,使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在法律系统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经济法实现其系统间整合功能的路径,在于完善为协调两大系统的语言冲突和价值冲突所需要的各种程序建制。这种关于经济法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路径的理论解说,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转型期中国宪法的经济原则

宪法经济原则是宪法经济制度构造的基础性原则或原理,在整个宪法学体系构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宪法经济原则可以分为四个原则级,即价值原则、目标原则、辅助原则和周延原则。其中价值原则包括经济自由、经济权利和经济平等;目标原则包括经济秩序稳定原则、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原则;辅助原则包括经济中立原则、市场竞争原则、统一市场原则、宏观调控原则、经济分权原则和经济监督原则;周延原则包括有限政府原则、司法审查与司法公正原则、社会福利原则、环境保护原则和社会秩序稳定原则等。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Local Ordering and Peacebuilding in Kyrgyzstan: What Can Customary Orders Achieve?

ABSTRACT

The post-liberal IR debate on peacebuilding has made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reintroduce ‘the local’. In principle, critical peace studies follow the argument that communal capacities for peace formation exist in every society. However, few take the further conceptual step of taking emic perspectives on ordering and peacebuilding more seriously.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and understanding customary concepts and practices of ordering with examples from Kyrgyzstan. It asks how and why communal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contribute to ordering in the context of limited local tensions and how these actors navigate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交易成本、共享经济与政府横向部门间信息共享

当前政府横向部门间信息共享障碍的症结在于交易成本高,直接体现在协调成本、信息成本和监控成本三项上。共享经济的理念有助于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具体表现有三:资源使用权的有偿转移有助于降低协调成本,闲置资源的精准配置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创新有助于降低监控成本。立足共享经济理念,设计出一套以信息需求部门、信息供给部门、共享平台和监督部门为参与主体,以资源索引、利益补偿和评价反馈为运行机制,以长期性、主动性和激励性为基本原则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