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路径

国内外家族企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产权的逐渐多元化和社会化是必然趋势。单一的产权结构不仅限制了家族企业筹集资金的能力,而且限制了家族企业的人才结构,无法满足企业扩展的要求。因此,对于处在扩张阶段的我国家族企业而言,必须突破产权关,实现家族企业的产权变迁。     

论税法的公平价值

文章从税收法治的内涵入手，分析了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从法源角度对税法公平价值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阐述，并就税收功能的发展对税法公平价值内涵的影响作了有益地探讨，提出了实现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税收立法、执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论义务及其与权利的本质关系

界定法律义务不能孤立地就义务谈义务,而要从权利与义务的整个关系链条、从法的整体上去把握。法律义务是一种法定约束;权利一经法定,就是对权利的范围与自由度做出规限,即隐含着不得超越界限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的统一体,这同说“权利义务是统一的”的命题有所区别。后者只是说明二者自身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前一命题则突出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律的整体构成上的两个必具元素,舍一不可。就法的本体而言,不能单纯以权利或义务为本位,权利义务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它们之间是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的关系。     

浅析破产清算中担保的处理

破产程序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法律程序,若与担保问题交织在一起,在适用法律时会更加复杂。由于破产程序有其特殊性,破产程序中的担保若只依据《担保法》规定,可能会阻碍破产程序的进行,或者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因此,《破产法》应对破产程序中的担保作出特别规定。我国现行《破产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在这方面还有待完善。     

创设船舶预告登记制度之探讨

结合民法物权预告登记的基本原理,针对海商法领域尚未制定船舶预告登记制度的欠缺,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确立船舶预告登记制度之必要性,并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做了初步性的探讨,提出了笔者自己的观点。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理分析

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基本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但该法改变了治安处罚决定由公安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模式,势必影响行政行为的权威性与行政目的的实现,而且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程度还显不够,没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普通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权利。     

健全和完善公民表达权的法律保障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并强调要依法保障,这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大力发展文化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资源对"表达权"的保护相对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民表达权的法律保障机制。     

契约伦理价值与权利走向

权利是以伦理为基础的,伦理的价值原则对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契约伦理蕴涵着生存、自由、平等和宽容四个重要的价值原则并构成由低到高的价值序列。与作为根基的生存原则相对应的底线伦理构成了权利的生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权利的基本共识。以生存原则为起点的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宽容原则自觉地向底线伦理回归并各自引导出庞大的权利体系构成了权利的基本走向。     

论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权保护

公共利益需要构成限制私有财产权的理由。保护私有财产权,必须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遵循利益衡量原则、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协调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并借助于宪法解释制度明确公共利益的涵义,通过具体立法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保障公共利益设定的合宪性。     

教育权之争——“孟母堂事件”的法理学思考

“孟母堂事件”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于教育权的争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国家作为教育权主体的地位,而未对父母的教育权做出具体规定。缺少制约的国家教育权力的膨胀造成诸多弊端。父母基于自然,有权主张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权,有权监督让渡给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权,家庭教育应有其合法的地位。当然教育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家庭教育必须接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国家也有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实现。这样,父母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力(利)之间应该互相制约,以保障受教育人受教育权的完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