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汽车品牌知识产权保护方案刍议——以奇瑞汽车为例

文章以奇瑞汽车为例,讨论如何在知识产权方面给予民族汽车品牌全方位保护,通过分析当前自主品牌走向世界的困境,运用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强调在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领域内要为民族汽车品牌屹立于世界之林保驾护航,针对现行立法对品牌保护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的建议,尝试提出一个符合法律、能够充分契合民族汽车品牌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或者愿景。     

元杂剧“负心汉”形象成因分析

元杂剧中负心汉形象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民族压迫的政治原因,包括当时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元代文人仕途路断的残酷现实;二是传统观念衰落的文化原因。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元代遭受高压,普通市民常常陷入金钱物欲的诱惑中,人们已不看重恪守伦常。在以上两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当时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追权逐势,负心易妻现象十分普遍。元杂剧中的负心汉形象,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探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通常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的理论工作者、人民群众,而其客体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指向的对象,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体系、思想观点、动力机制等诸方面。认真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必将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之间进行逻辑互动,从而有效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分——从一起组织卖淫案谈起

刑法修正案（八）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具体行为进行了细化规定,但是由于现实中涉淫类案件的犯罪形式复杂多样,加之理论界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解释认识不一,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及容留卖淫罪三罪的范围界定与罪名适用仍存在一定争议.围绕组织卖淫罪的基本特征,厘清其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限,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救济的困境和出路

知识产权的行政救济是知识产权保护中一个重要内容,它可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权力滥用的侵害,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促进相关行政机关严格依法管理和执法。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救济还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出路。重视知识产权行政救济,有利于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完整制度。     

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排除党内外的各种困难坚持了这一正确道路,最终率领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道路坚持以及道路自信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当下的工作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风险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路径选择

摘要：理论形态的发展与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时代同步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产生于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氛围,而当代的风险文化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文化土壤,由此显现了以文化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可能性。风险文化是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风险文化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它以风险意识为核心概念,并以马克思主义风险文化思想为理论主体,同时以科学发展为实践归宿。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社会资本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当前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户籍类型、地位差异、劳动与休假、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等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从社会资本层面来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为了有效提高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必须要结合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型积累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培育两种方式,有效发挥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性。     

科学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

如何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相关范畴,不能认为是对历史事实和经典作家理论思想的科学概括和严谨归纳,对此理应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学”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多半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理论家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独出心裁地构筑什么“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而是深刻总结“十月革命”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后发展国家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