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入学的行政法规制与权利救济

冒名顶替入学行为严重侵犯了被顶替者的受教育权,应当予以必要的规制与救济。但是,受行为性质认定的影响,现有的规制手段和权利救济仍面临程序规制不足、高校审查职责不明、赔偿责任缺失以及重新入学难以实现等诸多困境。基于此,有必要对招生录取行为的性质重新予以界定。通过细致的比较可以确定,招生录取的性质应是一种附延缓条件的行政许可。因此,需按照行政许可的控权逻辑对冒名顶替入学问题予以规制和救济。在规制手段上,高校招生权力行使须坚持有限信息公开、重要事项参与等程序规则,同时明确高校在不同阶段的审查职责,从源头减少冒名顶替行为的发生。在权利救济上,应明晰不同侵权主体的赔偿责任,并通过对重新入学的分析,保障被顶替者的受教育权。     

基于学科价值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近年来,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遇到了很多问题,许多高校甚至开始考虑撤掉这个专业。诸如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课程设置泛化、教学过程僵化等方面,行政管理专业的问题愈发凸显。面对这一现实,行政管理专业迫切需要寻求自身存续和发展的突破点,回归专业建设之初的本心,重新追溯、审视、反思其学科价值,在对自身知识价值、育人价值及发展价值的追问、探讨、澄清、挖掘中寻找摆脱现实困境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人才培养模式予以调整、重塑与变革。从学科价值的角度来说,这不仅体现的是一个专业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学生的责任,更是对于自身存续发展的责任。     

中国行政法律文化30年演变与发展

行政法律文化是行政法治的灵魂,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律文化,直接影响着该国行政法治的水平。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的行政法律文化正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嬗变过程中,即由权力本位逐步在走向权利本位;管理行政理念正在让渡服务行政理念;行政法治理念亦在渐渐取代行政人治理念,责任政府理念、民主政府理念、诚信政府理念等已成为民众的内心渴望和追求。现代行政法律文化逐步形成,并进一步繁荣、发展,推动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战略性认知与建构

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看,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问题,而是包含错综利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20世纪以来的各类环境公害事件使西方各国将环境治理放在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并逐渐形成环境治理的不同模式,而公众对于环境治理领域的广泛参与是西方各国环境治理呈现的共性特征。在我国,政府几乎成为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而作为环境污染直接受体的公众却被严重边缘化,这是造成我国环境治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局面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深对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认知,构建良性的模式运行基础,以改变愈发严峻的"环境赤字"局面。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再选择--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与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之博弈平衡

关于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模式的利弊,学界多有讨论。很多学者主张应当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收归行政机关,但在制度设计上多有不同。在现行国务院机构改革及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视为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应然权力)和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实然权力),并在此分析框架下,寻求该种权利在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间的平衡,由此探讨将各级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机构,并使得司法权回归至监督权的本质。建立以行政机关为主、司法机关为补充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可以改变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中司法机关沦为行政机关的执行机关的尴尬现状。     

论行政处罚中的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

《行政处罚法》的实施应注重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从旧兼从轻原则无疑是行政处罚实体问题上最合理的溯及力原则。虽然最高法的《纪要》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了肯定,但《纪要》的法律效力不足,加之缺乏明确具体的统一规定,在新旧法律适用问题上过度依赖个法的事后解释,使行政处罚中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遭遇困境,故亟需对其适用范围等争议进行厘清,在《行政处罚法》总则中对其适用范围做出具体规定,并在各单行法的过渡条款中进行精细设置,以保证该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适用的一致性。     

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

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村治空间中交织着行政权力、村庄治权、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四种主要的权力类型。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有限的作用范围。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来看,过于规整的行政权力在乡村治理中欠缺及时的回应能力,而精英个人的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又兼具实用性和风险性。相比之下,灵活的村庄治权最具治理优势,但其自身正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不断弱化。为此,应从政策引领和机制监督两方面来促成有效的乡村多元治理,减少基层行政干预、强化村庄治权、规范私人权力并鼓励精英回归。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决

行政公益诉讼所解决问题属于行政争议的范畴,其与一般的行政争议只是在争议主体、争议的问题以及争议的解决程序上有所区别,但究其本质,其是对行政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于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的监督不足的情况。从行政公益诉讼的“双阶构造”理论出发,针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诉前程序实施领域模糊、案件处理困境以及监督机制缺位的问题,基于检察视野,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扩大提请主体和提请受案范围、构建诉前程序分流模式以及落实诉前程序的后续监督机制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此外,行政权的行使有其独立性,因此通过检察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时,公益诉讼具有与其他行政诉讼不同的诉讼构造,但监督的目的在于公益的保护和实现,因此除了一般的裁判解决外,通过诉前的督促程序,促使行政主体依法履职尽责,是公益诉讼制度发挥其应有价值的实现途径之一。     

行政执法裁量权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法律保障

行政执法活动处于公共治理的下游环节,却享有极为可观的裁量空间,如何对其进行规范是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作为执法裁量权运行基本目标的公共性,可以从遵从法律、公正、回应、可进入、高效等几个角度展开。针对公共性可能出现的偏离问题,应注意从组织再造、自利导控与程序设计等方面着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