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现代宗教热的社会根源探析

现代宗教热导源于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精神危机 ,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生态危机、核威胁、城市恐怖综合症、社会分离、变式文化、物质刺激、信息化、快节奏、社会竞争以及工业文明向后进地区的推进造成了普遍的焦虑与恐惧感、孤独与寂寞感、失落感、依赖与疏外感、疲惫与紧张感及适应能力缺乏感。这些精神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刺激了人们的宗教需求 ,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谐”对人生命的本质性意义     

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优化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宏观环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即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有关留守儿童的法律政策环境;人口迁移流动背景下留守儿童减量化措施所构成的制度和发展规划性环境;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解决背景下农村儿童工作特别是社区工作所构成的农村社区儿童工作环境;留守儿童问题及工作相关媒体宣传倡导所构成的传媒环境。针对上述4类环境及其优化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星链”军事化发展及其对全球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美国推进“星链”军事化发展,使得外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必须对其潜在风险进行提前研判和评估。较之传统外空装备,“星链”具有多维一体的战场网络覆盖能力、延伸全杀伤链的集成性功能以及面向实战化的信息作战优势,将对全球战略稳定格局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冲击首攻稳定性,“星链”既强化了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突袭能力,又弥补了军用太空资产固有的脆弱性,提升了美国太空攻防的整体能力;二是冲击危机稳定性,“星链”会加剧外层空间爆发“意外战争”的风险,同时,针对“星链”的制衡与反制措施可能造成外空危机的快速升级,并由战略领域向常规领域扩散;三是冲击军备竞赛稳定性,“星链”具有攻防一体和军民两用属性,可能加剧军备发展的“安全困境”,引发技术扩散和军备竞赛风险。“星链”技术系统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测性,导致有关军备控制的信心建立措施难以施行。应对“星链”军事化发展对于全球战略稳定的挑战,必须吸纳涵盖商业部门在内的多元化安全治理主体,构建核、外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多域联动的安全治理机制,推动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安全治理。     

气候变化背景下外国投资者与政府争端的解决——以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为例

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一般都规定了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尤其是晚近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多数允许投资者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但是,在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我国有义务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采取相应的环境规制措施,这些环境规制措施可能会损害或影响到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利益。根据双边投资协定,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将这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我国有可能被国际仲裁庭裁定为此对外国投资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面对新形势,我国必须重新审视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相关规定。     

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绎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是在国家控制力极强、乡村社会自治性极弱的政治格局下,基层民众被迫执行国家一系列非理性政策的结果.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表现为单方面的国家权力下沉态势,地方社会的自治性不断削弱.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深度,二者演变为控制与被控制、挤压与被挤压的极端不对等关系.在此状态下,国家权力极度扩张而发生非理性的行为,乡村社会"缓冲地带"消融,面对外界的过度索取失去免疫力,无力抵抗,最终酿成农业危机.     

强化环境法治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迫切任务.其路径依赖为: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生态伦理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强化环境法治,建立和完善生态安全的法律支撑体系.     

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构想

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环境保险的经验,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冲突及其化解

地方政府具有三种环境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地方政府的环境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之间、行政责任内部存在冲突,其本质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以及地方环境利益和地方经济利益的矛盾。化解地方政府各种责任形式之间的冲突,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贯彻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和对地方政府进行诱导刺激。     

环境行政许可的八个立法原则

在现代社会,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目前,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行政许可具有自身特色的立法原则探讨较少。环境行政许可具有风险品性、科技背景、利益权衡、代际平衡、国际关联等五个特征,因此,环境行政许可的立法,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预防、谨慎行事、合理开发利用、污染者负担、科技促进、公众参与、协同合作、国家环境资源主权与不损害国外环境等八个立法原则。这八个原则对具体制度的建构均有明确的要求,并在特定情况下使许可举证责任发生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