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现状考察

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学界尚是一个崭新的话题,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及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环境纠纷日益增多,自"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第一案"被广泛公开报道以来,陆续出现了多起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案件。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存在受案的立法阻隔、环境信息公开申请实体请求受阻隔等困境。在国家立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缺乏明确规定之时,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创性实践"贵阳模式"值得推广,新环保法对环保公益诉讼主体的有限放开,也将为艰难前行的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新的动力。     

论环境责任保险对侵权法之影响

侵权法的局限性催生了环境责任保险,而传统侵权理论对环境责任保险正当性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它阻碍了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事实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把环境民事责任与合同契约责任有机联系起来,弥补了侵权行为法在环境侵权领域的局限性,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仅不违反道德规范,不会导致个人责任没落,反而突破了传统侵权理论的桎梏,强化了侵权法的补偿功能,促进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扩大了侵权责任的范围和领域,有助于近代侵权法向现代侵权法过渡,对侵权行为法具有积极影响.     

环境犯罪的客体要件——环境权之本体研究

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要件,已是必然趋势。基于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诺顿的弱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可取的。奠立于该伦理观之上,环境权的主体就只能局限于人类,包括自然人、单位、社会和国家;环境权有单独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只要是环境法主体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无论是实体的还是程序的、无论是开发环境方面的还是利用环境资源方面、也无论是自然人的还是社会的抑或是国家的等都属于环境权大家庭的一员。各个具体环境权元素因不同的权利主体而不同。     

Australian Rural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 Evaluation of Progress

Local government is often characterised as being well-placed to enact a successful agenda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because of its closeness to both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assumption is correct in terms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programs in rural Australia. Using case studies with eight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n Queensland and New South Wales, the article documents three different positions on a continuum of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These are 'disengaged', 'moving towards engagement' and 'engaged'.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e resource constraints facing rural local councils limit their capacity to engage with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环境犯罪之预防

环境犯罪的出现及其严重性引发人类对环境变化的思考,发展环境对人类的有利方面,防止、克服环境对人类的不利方面,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环境犯罪的预防就是根据对环境犯罪原因的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有效控制、减少环境犯罪发生的社会活动。环境犯罪应当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综合病症之一,是多种条件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主要的决定因素为经济诱因和社会现实因素。《刑法》对于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即刑罚,在种类选用上应突出自由刑和罚金刑的适用,不适用死刑。另外,还应当注重非刑罚措施的适用。     

浅谈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效率优势

环境公益诉讼在节省交易成本、提供激励、诉讼效果、效率等方面有诸多优势,可最大化并迅速地保护环境;政府在解决与公共物品相关的问题时有着明显的优势,民众亦可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是立足于社会成本最小化的制度性设计。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国际法问题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东南亚的一个次区域,连接6个国家。在东盟推进合作的行动中,该区域成为了重要的目标和对象。有关该区域水资源的共享、开发、利用和保护等规则须依托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而形成。本文从国际法角度分析了国际水道共享中的有关问题,明确了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的基本法律规则和原则。     

环境利益的民事立法保护与救济

民法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维护主体民事权益的功能,就是因为其拥有一整套完备的民事权益体系,并针对民事权益进行全面的保护与救济。现如今,处在环境问题以及其带来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应将"环境利益"纳入民事立法之中,促使主体利用自然环境的权利得到民事法律的保护与救济。通过确认环境物权、引入环境人格权,以及对《侵权责任法》相关内容的完善,进一步加强环境利益在民事立法中的保护与救济。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增设危险犯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各地污染环境犯罪的案例层出不穷、数量大幅攀升.现行立法虽有进步,但其处罚的基本形态为实害犯、行为犯.这样的立法设置对于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的司法实践来说存在滞后性.为了更好地遏制并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应当在污染环境犯罪中增设危险犯.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生成与合理定位

公民环境权的合理定位与配置 ,对于保障环境法秩序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从公民环境权的生成问题入手 ,否定了公民环境权为环境行政权的“衍生形态”或“反射性利益”的错误认识 ,提出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人生而应有的权利 ,其法定化将对公民的“偏好”及环境行政权的合理化有重大作用。由此提出公民环境权并非“环境权私权化”的产物 ,而是天然地归属于一种社会性权利 ,这是由环境的物品属性决定的 ,同时也将对其权利的保护与救济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