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处理与制度选择

文章分析了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新近发展和存在的主要时弊,并从争议类型、职工个人冤苦、民间调解、工会及雇主组织代表性、集体协商、三方机制、争议处理程序七个方面,以新的视角探讨和提出了有关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对策及思路。     

人道功利主义——当今医学道德的价值取向

医学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是医学道德的价值取向。在当代的医疗实践中 ,传统的医学道德价值取向不能够适应实践的需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 ,重构医学道德的价值取向———人道功利主义 ,这是当今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及发展所决定的。因此 ,人道功利主义应是构建当今医德规范体系的基石。     

试论影响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因素及其对策

强化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塑造人民法院新形象的必由之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紧迫的工作。     

比较金融制度分析与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不同国家金融制度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传统和演进路径,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也各有优势。比较金融制度分析,就是研究不同类型金融系统的特点,提供最优的金融系统参照。我国金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需要借鉴他山之石,并结合具体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中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权衡,最终建立一个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开放和透明的金融体系,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军事伦理学应当研究道德战范畴

在军事领域,道德通过影响军人的心灵与心智,起着巩固、扩大己方力量,削弱、分化、瓦解敌方的重要作用。在军事斗争中,敌对双方利用道德的功能展开相互间的较量导致了道德战这一特殊军事斗争样式。军事伦理学应当深入研究道德战,以充分发挥道德服务于战争的功能。     

江泽民法律伦理思想探析

江泽民法律伦理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和邓小平法律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江泽民法律伦理思想是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伦理理论、法律伦理规范和法律伦理德性等三个方面,构成了江泽民法律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三维结构。     

信息伦理学的兴起及其内容、视角

信息伦理学是指研究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的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的应用伦理学学科。信息伦理学尽管是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应用学科，但它的出现却并不意味着传统伦理学的断裂，而是传统伦理学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在新型的信息伦理学研究中，可以吸取功利论、义务论、美德论三种不同视角各自的长处，以形成一种综合的理论视角。     

新型环境伦理观对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与生态建设的矛盾已经日益呈现。本文拟通过对新型环境伦理观的介绍,并在分析我国现行环境立法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寻求这种伦理观与生态环境立法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完善环境立法体系,保护生态环境有所裨益。     

选人用人科学化的再思考

按照"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一重大命题的逻辑,研究和思考选人用人科学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实现选人用人科学化,必须针对选人用人上存在的瓶颈问题,大力推进选人用人制度改革,不断提高选人用人科学化水平。同时,要建立和依靠科学的制度,为选人用人科学化提供基本保障。     

‘Them’ and ‘us’: demonising politicians by moral double standards

The distance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those they a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is substantial. Almost invariably, it is politicians themselves who are made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gap’, their actions being demonised. This paper assesses some ‘ordinary’ ethical lapses that politicians are often accused of: lying, breaking promises and being self-serving. It is argued that the public tend to apply double standards when it comes to the moral expectations that they have of their representatives, inasmuch as they far more readily accept ethically dubious actions when they apply to other social and public roles. The moral singularity of the political sphere is called into question, with the effect of helping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categories, and encourage more empathy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