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庭审质证的基本要素研究

民事庭审质证是质证双方在法庭主持下就证据的证明力和可采性进行相互辩驳的诉讼行为,其基本要素包括质证主体、质证客体、质证内容和质证方式四个方面。质证主体应是证据或其形成过程的认识者、质证意思的独立表示者、质证程序的参与者、质证行为的实施者、与质证相关的程序性权利的享有者或程序性义务的承担者,其不但包括当事人,而且包括广义上的证人。质证客体的范围应限于“当事人提出质疑的证据”,过宽或过窄均不利于兼顾司法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升。质证内容应限于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证据的客观性缺乏质证意义,充分性只有在证据链中才有质证意义。质证方式亦即质证的行为方式,其有别于质证的基础性工作,是质证双方针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可采性展开的法庭论辩。     

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特征及调查取证研究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领域广,涉案金额大,受害人员多,当前还出现了犯罪手段网络化、立体化、公开化,犯罪主体职业化、隐形被害人出现等新特点。该类案件的证据具有言词证据多,物证、书证多,电子证据多等特征。侦查人员通过可对业务流程、资金流向的调查,结合询问、讯问工作,合理运用电子取证手段等方式调取证据。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cy Academics and Public Servants: Learning at a Distance?

The cultures and practices of the public serv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are very different. However, there are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in policy and governance, and some potential for building closer relationships. Public servants make direct use of academic research only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Nevertheless, there are other ways in which academic expertise can be useful and influential.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the ways in which practitioners make use of external expertise, including academic research. It also considers whether the heightened interest in ‘evidence‐informed policy’ might provide avenues for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     

对电子证据作为诉讼证据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计算机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电子证据在诉讼中的频繁出现已经不可避免。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当前有关电子证据的几个热点问题:电子证据的概念、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电子证据的采信标准、电子证据的司法鉴定等问题。同时结合文中的观点,简要地分析了两个典型的涉及有关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电子证据的案例,来说明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     

论多波段光源在物证检验中的应用

光技术的应用在刑事科学技术领域极为广泛,无论是现场勘查,还是物证检验,光的检测是例行的第一步,它具有灵敏度高,不损害检材的特点.作为可提供多个波段光选择的多波段光源,集合了物证检验所需的多个光源之优势,能适应不同现场痕迹物证的寻找、采取及各种痕迹物证检验鉴定工作的需要.     

论网络时代的刑事领域变革

网络时代 ,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急剧的变革 ,其中包括刑事领域的变革。刑事领域变革体现在刑事犯罪、刑事证据、刑事侦查、刑事裁量等诸多方面。     

卧底侦查刑事程序法问题探讨

在刑事程序法上,卧底侦查必须遵循特有的程序法则,卧底警察在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证据是否有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评价。卧底警察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但在刑事诉讼中,他们的身份保密与上述角色必然存在冲突,卧底警察拒绝出庭作证需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法治国家要求的明确法律规定是卧底侦查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赖以存活的土壤。     

浅析治安案件的证据收集

治安部门的现场执法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治安行政管理行为。行政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得治安管理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对证据的收集、确认、使用不像刑侦部门那样规范。对于广大民警来说,需要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和学习证据方面的法律法规,靠证据说话,否则会授人以柄。治安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给以行政（治安）处罚,而处罚的核心就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的事实,并以此作为处罚的事实依据。     

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的实践互动与制度协调

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三种证据法上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与制约的关系,对其中一种制度的操纵,可以影响到另外两种制度的效果.就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来看,法官对证明标准把握的不同,将会影响到当事人对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的承担,并且客观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功能逐渐趋同,都在为法官提供裁判的方法.就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的关系来看,证明标准设置的高与低,决定着法官证明评价的难与易,反过来,法官又可以通过证明评价来提高或者降低证明标准.就证明责任和证明评价的关系来看,法官通过证明评价活动对证明标准进行操纵,其最终结果将影响到当事人承担的主观的证明责任的轻重,同时将影响到客观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从制度上协调和优化三者关系的基本思路是从两个方面相向展开,一是使制度的设计更加贴近我国的实践,二是使实践的操作更加符合制度的目的.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与行政处分衔接的问题及完善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与行政处分衔接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目前二者衔接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启动程序有待进一步明确,处分中的调查取证面临困难,处分结果的适用问题有待解决。有必要合署办公,在启动程序上直接沟通;完善相关规定,优化调查取证;明确处分标准,公开处分程序,优化救济管道,推动二者衔接,使其更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