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下)

三、<殷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熟练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 王国维成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是1917年初先后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因其所运用的方法缜密精当,解决的问题重大,为研究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故成为近代史学史上意义重大的一页.     

植物SSR标记的研究现状及其在法庭科学中的应用

随着SSR分子标记技术的深入研究,其在植物遗传多样性分析、种属鉴定、个体识别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本文就植物SSR分子标记技术的特性、发展、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探讨其在法庭科学中的应用前景,旨在为法庭科学和相关学科中的应用和相关领域中的研究提供参考。     

证据理论革命与司法鉴定——以刑事证据为视角

证据是蕴涵了案件信息的物质载体。证据分为两类，即人证和物证。证据是证据形式和证据内容的统一。证据的形式是稳定的。可以作为识别标志：证据的内容是变化的。不宜作为识别的标志．故证据种类应以证据形式来划分。经过法庭审查采信的案件信息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绝大部分物证都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来提炼出证据中的案件信息。     

ASP动态网站信息电子取证方法

本文综述了对于asp类型网站的电子取证知识及应用技术。分别从ASP网站结构、IIS信息及日志文件的获取、网站文件内容的取证、后台数据库信息的获取几个方面展开进行介绍。     

论隐性采访所取得的采访资料的证据资格

新闻记者隐瞒自己的身份或意图 ,以“偷拍偷录”的手段进行隐性采访是否合法 ?以此种手段获得采访资料在法律上是否具有作为证据的资格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指出了新闻记者“偷拍偷录”行为的非法性及以此种手段获得的采访资料是一种以非法手段私录的视听资料 ,但只要它与案件的事实具有关联性 ,就应当具有证据资格。     

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刑事庭审方式由法官主导的审问制向控辩双方主导的对抗制的转变,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借鉴他国的刑事证据开示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并结合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际,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应坚持以下原则在开示原则上实行双向开示;在开示范围上实行不对等开示;在开示时间上实行阶段性开示;开示方式上实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开示.此外,还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以确保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实施.     

论技术侦察及获取证据的法律适用

技术侦察是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及犯罪的智能化、隐秘化和组织化而出现。刑侦实践证明 ,运用技术侦察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有效而且必要的手段。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技术侦察加以规定 ,因此对技术侦察手段及获取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 ,技术侦察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 ;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效益 ,更有效地发挥技术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立法应明确规定技术侦察是一种法定的侦查手段 ,并对其适用原则、条件和程度作出具体规定。     

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意义与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法院调查证据的权力越来越萎缩,给司法发现正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其实,法院依据职权调查证据是法官自由评价证据作出公正的判决所必需的手段。在我国,需要通过完善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以及规范取证方法等来保障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力并防止其权力滥用。     

关于强奸罪取证难问题的探讨

强奸案的取证难一直是检察机关探讨的问题,我们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时候,既不能让真正的罪犯逃脱惩罚,也不能让无辜的好人遭受冤枉,这一切都有待于证据的有效性。     

刑诉书证定义之商榷

海峡两岸刑诉法学者一般均认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书证（以下简称书证）是以文书（广义）记载的内容作为证据。就此而言,两岸学者对书证内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在书证的证据效力、外延及书证的形成过程等问题的阐释上,两岸学者几乎完全＂分道扬镳＂。台湾刑诉法学者另从＂证据书类＂的角度来认识书证,实际上认为书证是以＂文书记载的陈述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这一＂内容＂来证明该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证据。内地学者所理解的书证是案件事实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并且是凭其＂存在或状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理应将之归入物证之列。如果内地学者仍然将其通常所指称的书证,定义为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种定义方式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