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商榷

目前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如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那样已经确立,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也并没有将其作为通则.对确立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质疑,分析了其存在的非理性,主张对非法证据实行"分离论",通过追究非法取证行为的刑事责任或侵权责任来进行救济.     

论新形势下受贿犯罪案件的侦破

随着立法的完善和受贿犯罪规律的变化,以往那种强攻硬取口供的侦查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侦破受贿案件的需要。检察机关应当将侦查受贿案件的工作重心前移,在传唤犯罪嫌疑人前全面细致地收集证据,同时运用各种审讯技巧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并固定各个环节的证据,如此才能顺利侦破受贿案件并确保案件质量。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诉讼证据认定标准之我见——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关系谈起

在司法实践中,以“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作为认定证据的标准,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实践中许多法官把“客观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这不符合司法的基本原理。用“法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不但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及时地审结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防止错案的发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自行取证的合法性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辩方主体之一的被告人为对抗检察公诉机关的指控是否能够具有取证权,以及辩方的取证程序和何谓辩方的“非法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规定或语焉不详,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也较少。笔者通过对一个近期案例的分析和展开,意在对此问题谈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仁。     

也谈司法会计的业务技术方法

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的深化,使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各类新型的财务会计、税收、金融等问题在诉讼中不断出现,使得司法会计活动在各类诉讼中收集、发现、提供证据的作用日显重要,这就要求相关司法人员不仅需要有较高的法律素养,熟悉企业运作实务,对财务会计、货币金融、工商税收等专业领域的业务知识有所了解,更应熟练的掌握司法会计的各种业务技术方法。     

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为切入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引起审判活动中断、诉讼程序倒流等法律后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备受疑义。立足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的规范语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分析、研判不应继续囿于以往刑事立法的框定内容,不能以此前规范可能形成的不利后果作为制度诟病的必然论据,而是应当通过更为多元、适恰的论理方法,将此议题的分析、阐释置于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语境之中,用以有针对性地回应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项下的诸多疑义,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此议题之下以完善制度本体与优化配套机制为导向,以明晰同意补充侦查申请的条件标准、依据刑事诉讼客体同一性理论限缩补充侦查之缺失证据范围、恢复庭前实质性审查,以及强化对于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具体内容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卧底侦查刑事程序法问题探讨

在刑事程序法上,卧底侦查必须遵循特有的程序法则,卧底警察在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证据是否有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评价。卧底警察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但在刑事诉讼中,他们的身份保密与上述角色必然存在冲突,卧底警察拒绝出庭作证需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法治国家要求的明确法律规定是卧底侦查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赖以存活的土壤。     

浅析治安案件的证据收集

治安部门的现场执法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治安行政管理行为。行政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得治安管理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对证据的收集、确认、使用不像刑侦部门那样规范。对于广大民警来说,需要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和学习证据方面的法律法规,靠证据说话,否则会授人以柄。治安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给以行政（治安）处罚,而处罚的核心就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的事实,并以此作为处罚的事实依据。     

对电子证据作为诉讼证据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计算机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电子证据在诉讼中的频繁出现已经不可避免。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当前有关电子证据的几个热点问题:电子证据的概念、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电子证据的采信标准、电子证据的司法鉴定等问题。同时结合文中的观点,简要地分析了两个典型的涉及有关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电子证据的案例,来说明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