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面临的问题及解决——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语境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缺陷,特别是程序性措施的建立使得非法证据被纳入司法审查的控制之内,将有效缓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现状.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后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即如何认定"非法言词证据"、不受约束的...     

英国近年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之评析

在2001年Auld勋爵《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法院的评论》、2002年刑事司法白皮书《所有人的正义》以及英国法律委员会近年的相关报告的指引下，十年来英国相继颁行《2003年刑事审判法》、《2012年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相关刑事法规。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英国刑事证据制度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首先，重新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证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向被害人和证人倾斜，允许在庭审中将针对被告人被控罪名的相关不良品格呈交陪审团；其次，更加依赖庭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再次，允许陪审团更多地接触证据，运用常理决定证据的价值；最后，注重保护证人尤其是被害人证人的作证积极性。     

论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之择定——以文书提出妨碍为例

证明妨碍之构成以相对人负有相应之义务为其逻辑基点,提出义务产生于诉讼提起之时,而保存义务则始于诉讼可＂合理预期＂之际。基于救济、惩罚和阻却等三大功能目标,并充分考量证明妨碍行为本身所呈现出的三种不同样态,在择定其法律效果时,可考虑推定文书之内容为真、拟制文书之应证事实为真、罚款或强制交付和提起独立之诉等不同路径的选择适用,从而为最大限度地回复当事人之公平,实现当事人之平等接近事证,提供多重救济路径。     

海事行政执法中以罚代刑问题初探

尽管中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的法律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海事行政机关在执法中仍普遍存在以罚代刑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部门利益的考量、证据转换存在障碍、移送程序立法存在缺憾、检察监督权虚置化、配套保障制度滞后导致案件信息封闭等。解决这一问题也要从上述方面入手,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     

刍议物证与物证特征的系统分类

为了全面认识所有反映＂人＂的信息物证和所有反映＂物＂的信息物证,从反映物证系统的核心的内在规律入手,依据物证反映信息的本质对物证进行了分类,并依据现代系统科学中的＂中观方法论＂原则,对物证特征进行了系统分类。以期有利于检验鉴定人员对物证特征系统多方面、深层次进行认识,提取更多的信息,提升案件的检出率和准确率,同时也为建立系统检验鉴定量化模型,提供更加科学、精确的评判依据。     

质性研究在循证矫正本土化中的价值

循证矫正本土化需要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多元化。质性研究作为有效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异于量性研究的价值趋向。质性研究是挖掘本土化矫正证据的有效方法,其成果有助于循证矫正本土化证据与矫正实践的衔接,有利于培育本土化循证矫正土壤。重视质性研究在循证矫正本土化中的价值,能够推动循证矫正本土化的快速发展。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兼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检警模式的影响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行,推动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有着坚实的基础,但为了诉讼的有效进行,应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指导、制约和监督提至侦查行为开始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进行重新定位,这将会给我国现有的检警模式带来不小的冲击和影响。     

《漂移的证据法》简评

细读达马斯卡先生的《漂移的证据法》一书，从中收获良多。先生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审视英美证据法的特征以及变迁，揭开了英美证据法独特而神秘的面纱，为我们完善证据立法、进行证据制度改革提供了兼具理论性和司法实践性的见解与经验。本文通过摘择精妙的论述语言，试图对其进行简要评析，并总结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思考和心得体会。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心证的合理运用与保障机制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仅指法官对判断案件证据的内心确信过程,而对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观心理活动,法学界却没有给予其如同对法官自由心证那样的关注。事实上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检察官同样有依靠证据内心确信的过程,文章对检察官合理运用自由心证作了分析,并提出了我国检察官自由心证保障机制的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