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外宣翻译有其特定受众与特殊目的,因此,此类翻译在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上皆有别于其他类型的翻译。通过具体实例,着重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外宣翻译中存在的必然性以及译者通过对原文调整、删减、适当解释和补充等策略实现其在外宣翻译中的主体性。     

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

人格权内含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对人格上财产利益的保护是人性自主的必然结果,且不论人之生死,人格上之财产利益皆应受保护。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保护应采用德国法上一元论的人格权保护模式,而死者人格上财产利益保护则应参照美国法上的公开权模式。利用死者生前之人格特征获利的权利乃一种无形财产权,归属于死者之继承人。继承人行使此项权利需按照死者明知或可推知的意思进行,权利行使期限宜为50年。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法律思考

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建设整体仍然滞后,要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就必须完善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统一侵权物品的价值计算标准,整合执法衔接的法律依据,明确案件的移送标准,统一证据转化标准及案件移送的时间结点和所需要的具体材料、手续。     

王维对于“廉”的认知与践行

王维是盛唐之音的代表,被誉为“天下文宗”、“名高希代”的“高人”。“高人”之称谓,与其清廉的道德操行密切相关。其诗文因避讳而不涉“廉”字,故历来对于二者的关联缺乏必要的探讨。实际上王维对“廉”有着深刻的观念认识和丰富的精神感悟,无论是自身行事时所彰显的廉者之风,还是在为人纪功颂德的碑铭中所反映的廉政思想,都表现出“廉”的价值标准。无论源自佛禅之信仰,抑或自然之趣尚,甚而忏悔之愿望,王维都践行着自身对于“廉”的体认。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研究——以新《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背景

民事"执行难"、"执行乱"一直广为社会各界诟病,似乎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无法治愈的顽疾。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秉持扩大和加强检察监督的立法精神,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权,但是限于《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的法律体系定位,只是对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做了原则性规定,没有细化到制度操作层面。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工作也面临诸多困难,制约了监督的效果。因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当尽快建立起来,在保障民事执行效果原则和审慎原则的基础上,从明确监督方式、范围、职权、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提高监督能力等方面予以完善。     

监狱传统政策目的之检讨——当代监禁思想的理论反思

监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镜子,它既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也反映着社会最丑陋的现象。长期以来,监狱承载着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政策目的,但不断上升的犯罪率和监狱的人满为患促使社会开始反思：监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刑事政策目的;监狱面临的现实困境;如何面对、认识和运用监禁刑等等。本文在对监狱所遭受质疑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对监狱的传统政策目的进行了反思。     

论行刑社会化中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

明确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及管辖范围,确立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的队伍建设,全面规范矫正方法,实行差别化的矫正管理,乃是完善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任务。     

行刑社会化阐释新范式——《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简介

《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一书,对行刑社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就行刑社会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是要动用社会资源共同融入罪犯的矫治之中,体现的是人文精神,是社会公众对于罪犯的关注和尊重。行刑社会化狱内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监狱如何运用社会资源为罪犯的矫治服务并促进罪犯矫治工作。狱外模式论主要是对社区矫正制度、出狱保护制度等行刑社会化的社会模式的研究。改革与价值论是行刑社会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推进行刑一体化;确立现代化的监狱行刑观念;纯化监狱职能等内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行刑社会化是现代刑罚对犯罪的宽容,是现代社会对犯罪人的宽容。因此,宽容性是行刑社会化的本质属性。     

判决执行之日的界定和把握

正确界定判决执行之日不仅涉及刑法的统一、正确适用,更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判决执行之日必须以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为依据,将一审判决作出之日作为前罪尚未执行的刑期的时间点,是务实而合理的选择。     

恢复性司法与行刑社会化研究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显著趋势,反映了由重趋缓的刑罚观念的价值取向,也是现代刑罚立法由严到宽的必然归结。如何界定行刑社会化的概念,确立其理论基础,此中涉及刑法学、社会学、刑罚学、监狱学等诸多领域。在全面考察国外行刑社会化制度的基础上,进而合理构建我国的行刑理念,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制度,已成为行刑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