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阶层崛起对法治秩序的影响

现代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商人阶层的促动,同时法治秩序也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制度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商人阶层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孕育之后而爆发,努力地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在制度设计上,导致了包括商事法在内的一系列形式理性法诞生,并成为西方的主导社会规范。其产生之初,仅出于维护商人的利益而予以颁行,但其中的法治精神辐射到了全社会,无意中使法治秩序得以成就。     

社会转型期的警察权配置研究

一个社会的警察权配置是由这个社会在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即公共秩序价值和个人自由价值的选择。秩序和自由不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还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下的统一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秩序和自由的冲突更加剧烈,因而两者平衡和统一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选择并采取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自由的秩序维护方式,使公民自由受到最小的限制;在维护自由价值时,必须为公权力保留最起码的能够有效维护和控制秩序的权力。社会转型对警察权配置提出了总体上的要求：应当对警察权加以控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警察权的行使范围。其具体实施方式是：应当以维护秩序的最低需要为标准调整警察权力的范围,以自由价值的满足为出发点控制警察权。但是,为使警察权得以良好、有效地运行,因而当前应当注重警察权威的塑造。     

浅谈如何建立油田的地企、警民联防机制

石油企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而对各类风险的防范，尤其是维护油田治安，加强对原油和各类油田物资的保护彰显重要。油田治安形势不容乐观，油田保卫工作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地企、警民联防机制还相对滞后。要适应油田治安形势需要必须更新思想，转变观念，建立油田治安防范的大格局。企业法律部门在联防机制中应发挥作用。     

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以《爱国者法》为例的反恐法律评判

以安全与自由兼顾为评判标准,《爱国者法》是一部安全高于自由的反恐法律。具体表现为:禁止公民的表达自由,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软化司法令状,缩减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疆域;扩大侦查权力,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无限拘留权和设立军事法庭,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法律程序权;监听、监视监管场所,妨碍公民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法学家在法治秩序建构中的路径选择

法治秩序的建构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在建构法治秩序的进程中,我国法学家的角色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治安高危人员之柔性控管论略

“柔性控管”又称观念性控管，主要方式包括道德、亲情、友情、舆论、宗教等。对高危人员的心理和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约束力，要在信念与现实之间架起畅通的桥梁。下大力气做好高危人群中思想、行为稳定者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要从消减当下和潜在高危人员绝对数、进而促进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出发，鼓励人们不断强化情感依恋认知、对离婚问题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要把高危人员对社会的责任、个人能力和柔性控管有机地联系起来。用这一群体中多数人服务社会、获取成功的过程和结果消减该群体危害社会的几率。采用柔性控管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控管方式．也能降低成本。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Local Ordering and Peacebuilding in Kyrgyzstan: What Can Customary Orders Achieve?

ABSTRACT

The post-liberal IR debate on peacebuilding has made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reintroduce ‘the local’. In principle, critical peace studies follow the argument that communal capacities for peace formation exist in every society. However, few take the further conceptual step of taking emic perspectives on ordering and peacebuilding more seriously.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and understanding customary concepts and practices of ordering with examples from Kyrgyzstan. It asks how and why communal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contribute to ordering in the context of limited local tensions and how these actors navigate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责令限期拆除行为的二元化建构及司法审查进路

责令限期拆除本是行政机关针对违法建设、违法占地行为常见的执法手段之一,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责令限期拆除行为的性质以及可诉性存在较大争议。尽管《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九条并未明确责令限期拆除是否属于行政处罚,但其第六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作为兜底性条款为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性质保留了法律依据。基于责令限期拆除行为的"二元化"结构,若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行为居于行政执法程序的中间环节,则将其视为一种过程性的行政命令,不具有可诉性;若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行为居于行政执法程序的最终环节,无论其采取何种形式,均视为行政处罚,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履行查处程序并进行司法审查。     

关于设立破坏司法秩序罪的立法建议

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相关法律规范,破坏司法秩序的行为屡见不鲜,然而,受到制裁的却很少,以致某些司法人员有恃无恐,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严。程序责任的不力只能说明加强实体刑事责任非常必要。因此,设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破坏司法秩序罪以规制国家司法程序中的违法行为,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