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专业知识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探寻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个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价,本质上是对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评价,是公共政策完整逻辑过程的一个环节;因此,关于公共政策分析的框架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论视角,同样可以适用于对政府绩效评价模式的分析。绩效评价有两个模型,即公众参与模型和技术理性模型。由于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专家和大众具有不同的知识和政策评价标准,因此不论是公众参与模式的绩效评估模式还是技术理性模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将公众和技术理性结合起来的复合型政府绩效评价模式,可以兼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技术理性,实现绩效评价实践对公共政策民主化和理性化的政策学习功能。     

论笔迹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兼谈“世纪遗产争夺案”的笔迹鉴定

笔迹鉴定在现代诉讼中日益增多,因其鉴定多依赖于＂经验知识＂,不具有可验证的重复性,也无法接受实证的重复性检验,致使其在作为证据使用时存在一定的分歧,尤其是遗嘱笔迹因书写人死亡,其鉴定结果更富有争议。香港历经＂八年＂旷日持久的＂世纪遗产争夺案＂中的笔迹鉴定颇具典型意义。笔迹鉴定结论如何在法庭中出示以及法庭对有争议的笔迹鉴定结论如何采纳或者排除,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制度问题,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因此,对笔迹鉴定结论的研究与探讨成为司法鉴定制度和证据制度必须直面的带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试论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

本文通过对一个诉讼案例的简单介绍。就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形成的鉴定结论。所涉及的当事人是否有权自行委托鉴定、自行委托鉴定形成的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证明力大小及鉴定人回避等有关问题。提出分析意见。     

对鉴定结论的再认识

鉴定结论是诉讼的法定证据之一，但鉴定结论只是一种证据形式，它不具有“天然”的证据能力，也不等同于科学结论、“最终结论”，它的证据能力的具备、证明力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对鉴定结论的价值应从认识论、价值论、法学等多纬度去认识。     

论鉴定结论的质证

本文对鉴定结论质证的特殊内容、鉴定结论质证的主体以及鉴定结论质证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探讨如何完善鉴定结论的质证。     

测谎结论的证据适用探究

测谎技术在司法实践已得到广泛应用，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及其定位问题却引起了较多的争议。测谎技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测谎结论具有客观性与关联性。但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使其不具有合法性要件。从测谎技术的发展趋势看，测谎结论证据资格的取得是值得期待的。     

科学鉴定证据的采信

科学鉴定证据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科学鉴定证据专家不是科学的法官,法官裁决也不是科学鉴定证据的翻版。纵观两大法系,其科学鉴定证据制度的形成有不同的成因,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警示,如何合理地引进、吸收和构建,不仅是一种技术或者事实问题,也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     

浅谈警犬辨识的否定性结论在确定侦查方向中的作用

警犬的嗅觉极其灵敏,对气味不仅有很强的感受性,而且还有十分精确辨认机能。利用警犬的这一嗅觉特点,通过科学训练,使警犬对特殊气味建立牢固的条件反射或对气味辨认作出的否定结论,能够在侦查破案中发挥重要作用。     

非法获取的刑事鉴定结论应当排除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获取的刑事鉴定结论是否应当排除没有明确规定。从鉴定结论的性质，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以及人权保障等三个方面来看，非法获取的刑事鉴定结论应当排除，但应适当限制排除的范围。     

论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包括司法鉴定体制在内的司法制度。司法鉴定既是科学技术的实证活动,也是依法参与诉讼的活动,是科学性与法律性的统一。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司法鉴定的发展方向、管理制度以及管理模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完成两个转变:首先是要把各类纠纷和矛盾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使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第二是要把法律问题与技术问题分开,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公正、客观、有效地化解各类社会冲突和争端。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制度规范,作者提出了若干亟需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