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出庭作证论纲

在刑事诉讼中,警察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警察不出庭作证,不仅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询权,而且影响法庭的正确裁判,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为了维护程序正义,保证被告人的质询权,发现案件真实,警察应当出庭作证。     

美国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研究——以美国判例与立法的互动为中心

美国对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经历了弗赖伊判例"普遍接受标准"的限定到《联邦证据规则》对专家证言"关联性"和"有用性"的立法扩张,催生了达伯特判例的"综合观察标准",又因"乔因纳"、"锦湖轮胎"判例对达伯特判例的冲击,引发了涉及科学、技术和经验知识专家证言可采性的多种判断标准的纷争,导致《联邦证据规则》作出了限缩性的修正。判例与立法的互动背后演绎着专家证言可采性的判断权由"科技社群"向"法官"移转,最终法官扮演了专家证言进入法庭"守门人"的角色。美国专家证言可采性判断标准迷失于判例促发立法的互动,为我国法官如何走出依赖原有内部设立鉴定人积习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可借鉴的经验。     

从亲子鉴定的问题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

近年来,亲子鉴定技术在我国发展较快,越来越多的人应用这一鉴定手段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我们发现,我国目前对鉴定部门的管理却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实验室缺乏规范化管理、鉴定机构良莠不齐、技术标准不够完备以及缺乏实验室的质量检测体系等.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将不适应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阻碍鉴定技术科学、公正地为司法实践服务.因此,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加强协作,使科学鉴定早日走上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道路.     

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警察作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面临着证据理论、诉讼制度、司法体制等方面的障碍.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是可行且必要的.警察证人不同于普通证人,作证范围应有一定的限制,同时还应强调对警察证人的保护措施,可以考虑通过建立双重领导模式改善检警关系,以保障警察出庭作证.     

儿童证人问题的心理学分析

在心理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对儿童作证主体之适格性问题的争论已经转变为对儿童证言的可靠性的判断。儿童证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其记忆信息的编码、贮存、和提取方面存在着不足,但不能因此否认儿童作证的适格性。相反,应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制订出相应可行的实践操作原则以提高儿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试析我国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立法

在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十分少见。主要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警察的证人资格、作证义务没有做出专门、明确的规定;两大法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的理论依据在我国法律中没有体现或者体现得不充分;传统的证据理论对证人、证言界定过窄。解决这一问题绝非制定一部法律就能一蹴而就,而应加强理论研究,完善相关配套法律,逐步建立起我国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论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的犯罪化

刑事证人拒证行为危害严重 ,且已达到了为国家和社会不堪容忍的程度。对其规制的惟一理性的选择是尽快完善刑事立法 ,将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纳入刑法调控领域。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及界限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指专家辅助人帮助委托方参与刑事诉讼鉴定意见的质证、提出专家意见所体现的一种职业上的偏向。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不利于其属性的完整。因此,应当比较外国为平衡专家制度属性所进行的相关制度设计,定位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相对二元化倾向性＂及其法律界限、科学界限、道德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制度保障。     

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增设的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填补了我国现代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空白,丰富了《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内容,显现出容隐制度呈现出回归的端倪,彰显了我国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相融合的趋势。相较于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只能被视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无论是权利主体范围,还是权利内容,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都有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空间;并且该规定在实施中可能遭遇被误读、阻碍案件证明、流于形式以及侵犯被告人对质权的风险。对这些风险和问题应当予以充分认识、合理应对,以使司法实践准确落实这一规定,并为确立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时代精准人才管理探析

人才是组织获得长远发展的第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人才进行精准化地选、用、育、留、储,是组织探索解决人才管理瓶颈的关键。研究从人工智能时代精准人才管理的挑战与机遇入手,指出基于"合不合"理论以构建智能化精准人才管理系统,并探讨了"AI人才管理专家系统"的具体运用情况,以期为各类组织进行精准人才管理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