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证人保护制度是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关键性措施之一.现行立法确立的证人保护制度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且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这种立法上的不尽如人意使证人不敢出庭作证,导致证人作证制度虚无化,因此亟待重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     

导致法医临床学鉴定结论偏差的原因

随着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和人民群众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法医活体检验方面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暴露出来,从而使法医临床学鉴定的科学性和公信度大打折扣,使法医鉴定工作陷入尴尬境地。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安法医应当加强尸体甄别和个体防护

因鉴定体制特点,公安法医除参与尸体有关的现场勘查工作外,还需进行尸体检验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能面对很多风险,受伤和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国内公安法医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流行期间死亡的尸体如何甄别进行尸体检验鉴定,对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防护只有少量规定,且内容不够详尽。本文对法医在现场勘查中遇到的尸体及尸体检验中实验室建设、职业现状、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等进行了论述。最后,建议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等具体约束规范措施,以保障公安法医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解除基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后顾之忧。     

人工智能时代精准人才管理探析

人才是组织获得长远发展的第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人才进行精准化地选、用、育、留、储,是组织探索解决人才管理瓶颈的关键。研究从人工智能时代精准人才管理的挑战与机遇入手,指出基于"合不合"理论以构建智能化精准人才管理系统,并探讨了"AI人才管理专家系统"的具体运用情况,以期为各类组织进行精准人才管理提供帮助。     

论强制程序条款下辩方证人出庭

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作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条款,是证人出庭的两条基本依据。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聚焦于对质条款下的证人出庭,对依据强制程序条款下的证人出庭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的平衡性丧失。辩护律师依此条款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证人可以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但不能以近亲属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或者国家秘密作为拒绝作证的理由;对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强制到庭和司法拘留;增加规定携带证据到庭的通知书等。     

论中英两国刑事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及检测方法

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一直是各国主要关注的问题 ,而证言运用的核心又在于证言的可采性问题。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对中英两国刑事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及检测方法作了具体分析 ,认为中英两国刑事证明标准的不同 ,决定了两国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的差异 ,从而导致检测这一标准的方法也各异 ,并认为英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及由此决定的证言可采性标准有可资借鉴之处     

专家证据的价值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专家证据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据制度在专家证人资格规定上的广泛性和选任上的自由性,使其在适用上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详细而完备的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更是司法经验的积累与法官智慧的结晶。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和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在近些年的改革中呈现出共同的趋向,如启动程序的多样化、过错责任的严格化和庭审对抗的强化,这为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准确适用新刑诉法中有关专家辅助人的规定以及充分发挥专家证据的作用开启了新的思路。面对我国司法鉴定中依然相当混乱的鉴定主体问题,构建鉴定人、专家顾问和专家辅助人三位一体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或许是一条比较合理可行的出路。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

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成为了刑事诉讼研究的一大热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推行却困难重重。通过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存在某些立法缺陷，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予以完善。     

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增设的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填补了我国现代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空白，丰富了《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内容，显现出容隐制度呈现出回归的端倪，彰显了我国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相融合的趋势。相较于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只能被视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无论是权利主体范围，还是权利内容，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都有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空间；并且该规定在实施中可能遭遇被误读、阻碍案件证明、流于形式以及侵犯被告人对质权的风险。对这些风险和问题应当予以充分认识、合理应对，以使司法实践准确落实这一规定，并为确立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