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征收体系之重构

财产权要承担社会义务，征收是其社会义务性的重要体现。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对我国征收体系产生了冲击，引起规范和理论的背离。从义务角度对征收内涵进行阐释，并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论证我国征收体系的缺陷，以期以财产权负担义务类型为基础，重新构造我国的征收体系。     

耕地征收权限、程序及补偿之法制思考

近些年我国在耕地征收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关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因此,严格限制耕地征收权限范围,完善耕地征收中的程序、补偿等制度,对于保护耕地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和失地农民保护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不完善,存在征收补偿标准过低、补偿费用计算不科学、对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助途径单一等问题,从而导致失地农民处于劣势,其合法权益易受侵害。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采取多元化安置。     

“分税制”与“土地财政”——我国土地征收问题之诱因分析

在我国,土地征收已经演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若仅从土地征收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来研究这些问题,并不能触及根本,因为这些问题根植于整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体系。分税制改革之后造成的地方财政赤字严重,并且由此引发的土地财政,是土地征收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诱因。     

我国土地征收市场化改革研究论纲

土地征收制度中出现的农民与政府、用地单位之间的多重矛盾,是近期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对比西方国家的实务工作,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既存在问题,也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为了缓解建设用地供应过程中的多重矛盾,我们倡导以市场调节为主导,以政府管制为辅助的改革方向,提出以公平待遇制度为基础,解决土地征收替代机制中五个主要矛盾的建议。     

土地征收审批的正当程序改革

程序正当是土地征收理应遵循的原则,实践中的改革已使报批前的准备阶段包含正当程序要素,然而公告之前的征收审批是否也应遵循该原则却有争议。征收审批内部程序运作的技术性设置不能改变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属性,而其在实质上还具有对土地权利变动进行裁决的功能。征收审批的行为属性和功能属性理论上均要求引入正当程序。现行征收审批是由申请机关单方主宰信息的封闭决策过程,这导致审批机关缺乏第三方信息对报批材料进行验证。提高审批实效的要求呼唤引入正当程序作为信息传导机制。审批机关可利用拟被征收人表达异议或抗辩的信息弥补无法观测到申请机关行为的局限,增强对报批材料的核实能力。     

补偿博弈与第三方评估

从对公共利益、公众参与、公平补偿的强调来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比《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步显著。然而,引入经济学中博弈论概念工具对该征收条例的解读表明,公平补偿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估机构。该征收条例中一些模糊的规定,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赋予评估机构以垄断地位的制度设计,为政府和评估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极大的空间。由此,构建有效的第三方评估市场,并在政府报价之后赋予被征收人以真正的自由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是构建法治社会中和谐的征收关系的关键。     

行政复议在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中的创新

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要以现有法律资源为根本途径。而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最适于解决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就是行政复议。但现行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却不被农民所看好,因为其存在的缺陷使得它不能很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些缺陷包括：对行政复议的定性错误,规定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被告,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为此,应对现行行政复议法进行修改或在土地管理法中对行政复议作出特别规定,使得复议机关在作出改变土地征收行为的复议决定、农民向法院起诉时,被告仍然是原决定征收的机关而不是复议机关。     

论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公平补偿

在农村土地征收中确立公平补偿制度对于保护农民权益、规范政府行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意义。落实公平补偿应做到重塑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完全补偿原则,逐步扩大农地征收的补偿范围、合理拓展农地征收的补偿方式、完善征地补偿的程序与救济途径。     

论国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启动国家征收的前提也是国家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模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完全的列举模式。实践中,具体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应由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依法定的符合公共决策规律的程序行使。人大可以通过对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的监督,以及行使《监督法》赋予的对社会重大事项的监督权等方式间接控制行政机关“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司法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界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应在体制上保障其中立地裁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征收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