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见证明制度引入的必要性研究

国内学者在对表见证明制度价值作出分析后,极力倡导引入该制度的重要性。考察表见证明和事实推定制度的法律构成要件、制度设计的本质、价值和功能、二者的攻击防御方法和产生的法律效果并无本质区别。实践中事实推定所产生的问题并非表见证明制度空白所致,而是因为法官心证不公开、事实推定的错案风险较高以及审判权本位主义的结构特征等制度保障不健全所致,因此我国暂时无需引入表见证明制度,以防概念上的混淆以及给司法实践带来更大困惑。     

社会舆论与司法机关的博弈与双赢

社会舆论与司法判决两者的权利均来自于《宪法》,一方权利的扩张,则导致权利失衡,形成社会舆论与司法机关的博弈。激烈的利益冲突使得双方两败俱伤,因此,通过在立法过程中对民意进行疏通汇总,在审判程序中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对民意加以引导,营造社会舆论与司法机关双赢的局面至关重要。     

青年与艺术审美浅论

艺术作为艺术家对现实生活创造性反映的产物,能唤起青年对审美理想的追求,激发青年的创造力,使青年获得艺术的关感和深刻的启迪,为此,要重视青年的审美教育,鼓励他们进行艺术创造.     

忠:中国历代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和标准——以传统经史文献为中心的历时性考察

中华民族有着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的优良传统,也一向重视道德评判,而忠毫无疑问是我们的先人最常使用的重要尺度和标准之一.孔子开了把忠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重要标准和尺度的先河.迄于战国,忠则流芳百代、不忠则生不如死似已成为士庶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秦汉以降,直至明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忠始终都是臧否人物、裁断是非的重要道德标尺.特别是晋以后,根据忠德方面的表现对人作出品行优劣的评判,业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推崇忠德、旌表忠臣,更为历代士庶所乐此不疲.     

规范学视野中毒品刑法泛犯罪化与重刑化的反思

在当前毒品问题情势下,应避免泛犯罪化思维,修改"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基于罪刑均衡的要求,应当区分毒品种类与纯度而进行定罪量刑。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构成理论是定罪判刑的理论依据。厘清犯罪构成的相关理论，对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犯罪构成理论的重构应结合自身的实际而不应当照搬。     

理性化网络舆论监督的法理学思考

网络舆论监督通常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又不可避免地会对司法独立构成侵犯。本文拟从网络媒体的特点入手，结合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如何引导这一新兴论媒体沿着制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对银行经营者行为进行商业判断的标准问题

鉴于银行经营行为的特殊性和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对银行经营行为在适用商业判断规则时应与一般公司区别对待,严格适用并提高注意标准,这是我国引入商业判断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的内容。银行监管部门规章所规定的银行经营规则和要求,是银行董事勤勉义务的组成部分,也是对银行董事经营行为严格适用商业判断的客观标准;银行董事的注意标准是合理的谨慎的银行家所应尽到的注意,而非一般谨慎之人的注意。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将银行监管部门规章所规定的银行董事经营职责要求纳入其应承担的勤勉责任的范围,同时缺乏对董事注意标准的一般规定和对银行董事注意标准的特别规定,不利于在实践中对银行经营进行商业判断。建议在《商业银行法》等立法中规定银行董事对违反银行监管部门规章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为银行董事设定注意标准的底线。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思考

2012年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暂缓起诉"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正式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刚具雏形,设计机理不明确,内容上过于狭隘,具体操作上主体、程序、标准模糊,与司法转处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不成熟,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有现实的必要。     

对可以教育改善的罪犯执行死刑之否定

生命权是公民的最高权利，国家必须给予最严格的保护，只有在公民实施了最严重罪行且无法对其教育改善的情况下国家出于无奈，才能被迫对其执行死刑。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罪犯都是可以教育改善的，只有极个别罪犯是无法教育改善的。罪犯是否“可以教育改善”并不是无法预测和测量的，完全可以根据罪犯的罪前、罪中、罪后的个人具体情况对其做出是否可以教育改善的预测和判断，当然，真正得出肯定的结论需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罪犯进行长时间的考察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