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

从编发短信"诽谤"县领导被判有罪,发展到报道诽谤案的记者也被以诽谤罪立案侦查,这不仅仅是一个罪与非罪的判断问题。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同样要遵守程序法,司法机关不能轻易将涉嫌诽谤的自诉案件转换为公诉程序启动。对进行负面报道的记者,以诽谤罪立案值得高度警惕。开这样的先例,已经危害到正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国民普遍的民主权利。避免权力造罪必须重新反思官员的"官"意识,归根到底是要进一步强化官员的公仆观,尤其是对滥用公权力者,如果尚未构成犯罪,也应令其承担相应的其他不利后果。     

“形成抚养关系”说原理与法律实施问题研究

“形成抚养关系”是婚姻家庭法律中常见的用语，但在理解和执行上却千姿百态。将非血亲关系间的扶养关系重构为实际父母子女关系、亚父母子女关系、有扶助事实三个层次并分别规定程度不同的权利义务，是重组家庭法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     

正义的社会:是现实的批判还是理想的建构——从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自由平等的正义观谈起

马克思与罗尔斯对正义社会的要求是自由平等的,但是二人对于自由平等观的正义社会是不同的,马克思是从现实社会出发,是一种批判的正义观,而罗尔斯是根据一种社会契约来建构正义的社会,建构的是理想社会的正义观,通过对二人正义观的比较,我们能够得出对于现行社会的启示。     

政府目的刍论

政府，人们对它再熟悉不过了。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都试图揭示政府的确切含义。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以为政府是依照一定传统并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实现社会秩序、正义和自由的机构或组织。而政府的目的主要有：（1）实现秩序，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2）实现正义，维护社会正义；（3）实现自由，维护公民自由。     

论行政裁量的利益沟通方式

在现代社会，行政裁量涉及各种不同利益的博弈、协调和权衡，其实质是一个利益沟通的过程。为实现对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有必要在行政正当原则的统领下，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参与、听证和公开的利益沟通方式，并构建新型的契约、磋商、和解、调解等实质性利益沟通方式。     

两大法系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及在中国的合理借鉴

一般认为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苏格兰,并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然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这一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和做法,这些类似的制度或做法同样体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核心和实质精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及个案的公正。在中国,立法中过度管辖的存在和互联网立法的缺乏使得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引入存在必要性,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和司法实践又使得该原则的引入存在着可能性。应当结合有关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主要是围绕“义利之辨”展开的，通过对先秦时期、两汉时期、宋明时期及明清时期各个代表人物对义利观的探讨，可以得知，对利益的阐述始终离不开伦理道德，对利益的追求始终与“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占主导地位的是强调追求利益必须符合“义”。     

从马克思的视角看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改革中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无论是十七大报告,还是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特别强调了教育公平的重要性。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过教育公平问题,但是,马克思的相关教育思想和公平思想,可以为我们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教育公平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     

论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的“家”

在古中国和古罗马“家”有共同之处，都是位于公权力的末梢。古中国家父权成为发挥“家”的政治职能的工具；古罗马家父权是家庭王国的主权。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产生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随着专制主义色彩的浓化而不断加强。在古罗马，随着对外疆域的扩张，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家从家庭的藩篱中解脱出来而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家的政治组织、家族本位色彩日益消褪，并逐渐向维持家庭成员物质和感情生活的价值取向过度。     

中国南北分开过春节：破解春运难题的制度性路径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但伴随着春节出现的春运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社会难题，尽管近年来中国交通有了巨大的发展。当物质的、技术的手段无法解决春运难题时，从变革制度入手，中国南北在时间上分开过春节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