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     

论间接正犯实行着手

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是实行行为着手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对此问题的研究既应以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理论为依据，还必须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以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特征为依据，同时对间接正犯的特殊性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刑法的谦抑主义精神，可以得出间接正犯的着手应采纳“被利用者说”的结论。     

论枉法裁决罪的认定(下)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的罪名,是枉法裁决罪,而非枉法仲裁罪,称为枉法仲裁罪易致误解,并极易扩大修正案确定的适用范围。基于仲裁与诉讼的诸多不同,在枉法裁决罪的认定和适用上,不能简单地参照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标准,而应在协调与仲裁立法(含《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及国际公约内容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础上,从严把握枉法裁决罪的犯罪构成及定案标准。     

前科株连效应的刑法学思考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碍，而且客观上严重破坏着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促使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群体。     

日本预防组织犯罪对策的要点及其启示

日本包括西方许多国家的组织犯罪,在某种意义上均可说是与制度有关或由制度造成,因此,日本基于这种环境,在＂对策＂中首先从＂法＂的高度进行组织保障,从＂修法＂起步,制定＂纲要＂指南、规范过程实施,强化重点保证,以及在宏观处立足、在过程中掌控细节等。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国际上的一些职业犯罪包括敌对势力和邪教等组织肯定都会把触角伸向中国,中国警方必须积极应对、未雨绸缪,制定中国式的预防组织犯罪对策,即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清除组织犯罪滋生成长环境、把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拒之于国门之外。     

聚众斗殴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基于规范实证的视角

聚众斗殴作为一种常见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收案宽、缓刑适用率高、处理社会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这既与执法尺度有关，也与法律规定及司法政策有关。基于实质公正的要求，应对聚众斗殴构成犯罪的情形进行一定的限缩，以体现罪刑相一致原则。     

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的实践及其规制——以金融纠纷调解为视角

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制度是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委托调解方式。必须通过厘定可委托调解案件范围的界限、适用辨清事实和司法审查相结合的辅助制度、加强培训及增加激励等举措完善该项制度。     

犯罪资源的涵义、特征与价值

犯罪资源是社会资源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犯罪资源是指能够使犯罪行为主体对犯罪客体发生作用,从而影响犯罪现象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物质和非物质因素的总和。犯罪资源随着社会各种现象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不断地发展。同时犯罪资源的输入还受制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度。     

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虚假证件的识别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开通,对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加强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全面推进廉洁准入制度,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近来投标人使用虚假证件的问题比较严重,应引起各级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在执行查询工作时,我们应建立起严密规范的工作程序,让虚假证件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     

清代高级官员贪腐犯罪案件的审断

清代一、二品官员贪腐案件众多,涉案人员广泛,一、二品官员位高权重,因此对其审判科罚有严格规定。在错综复杂的案情及人为因素面前,法律规定变得非常模糊,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法律会被弃置不用,而皇帝的态度及喜怒对案件的审判起着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