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位经济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其刑事责任

单位经济犯罪是指刑法规定的单位为了谋取非法经济利益且在构成单位行为的情况下实施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依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单位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构成要件单位经济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综合。在具备单位经济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单位经济犯罪即成立,单位经济犯罪刑事责任即产生。单位经济犯罪可产生双重刑事责任,单位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实行双罚制,单位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和内容具有独特性。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有关法律责任分析

高校与学生之间是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保护与被保护的法律关系,高校负有保护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发展和免受伤害的职责及义务,对该义务之违反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发生且高校存在过错的,应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归责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确定责任主体,是解决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一般原则。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但是不能滥用。     

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福音,但它也引发了大量刑事法律问题。各国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相关立法也对包括买卖人体器官、强摘他人器官等器官移植犯罪进行了规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各国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相关立法却并未对器官移植涉及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做出实质性规定,为此,需要在我国《刑法》中增加关于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专门规定。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研究

对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不能简单的做一归而统之的划分,而应该具体的分析诉讼中各角色的不同证明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被告的证明责任应分为客观的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明责任,前者是在行政实体法中就已预先设定好划归行政机关承担,并在行政诉讼中当案件真伪不明时作为法官判案的实体法依据。后者则仅仅只在诉讼过程中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而原告在诉讼前的证明行为实质上是证明的义务,其在诉讼中则享有证明的权利,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则具有证明的权力。     

简论农村合作医疗的立法原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项制度的全面实行必须有赖于立法的保障。本文仅就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保障中的立法原则、责任和监管主体、立法形式和立法协调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在现阶段此项制度的推行必须采取自愿参与和隐性强制相结合的原则等新观点。     

外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现状及借鉴

通过分析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体系三种基本模式的现状,结合食品安全监管的历史进程,总结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之上,比较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体系与外国存在的差异,借鉴外国先进的监管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形成一套良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既体现在"作为行为"中,也体现在"不作为行为"中,突出表现为社会对其作出的风险评估结论持不信任态度。原因在于:科学顾问缺乏科学上的卓越性和独立性及其活动缺乏透明性。需要设计公正和科学的科学顾问成员的遴选制度、广泛和有效地支撑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网络体系、精密和完整的利益声明规则、合理和全面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活动的公开等制度来有效克服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     

从侵权角度看保险人的恶意拒赔——以美国保险法中的恶意侵权为例

在美国,保险人没有合理的基础却恶意地拒赔或拖赔被保险人的索赔时,可以适用恶意侵权责任对其进行规制。该责任是以合同中当事人应善意而公平交易的默示约定为基础的,它于合同之外而构成独立的侵权责任。恶意侵权责任最早见诸于第三方保险之中,其后扩展到第一方保险,表现为保险人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被保险人之上而拒绝赔付保险索赔或者拒绝与第三方原告进行和解,因而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在责任范围上,恶意侵权责任包括保险金、律师费、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等。尽管还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认可,但是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在美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我国实践也有借鉴意义。     

医疗损害举证责任之缓和规则

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缓和是指在诉讼中患方的举证达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转换,由医方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举证责任规则。它是一种不同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有效平衡医患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能力的,充分体现诉讼武器平等原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在患方的证明具有相当程度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医方无法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及具备对此种因果关系推定的基础性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缓和规则。在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举证责任规则不能完全保护患方权益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公正、合理地裁判医疗损害纠纷案件,有必要在法律上引入和构建举证责任缓和规则。     

Polanyi in Brussels or Luxembourg? Social rights and market regulation in European insurance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ban sex discrimination in insurance has shown the potential reach of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taken by participants in the policy process leading up to the decision,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non‐discrimination as the basis for market‐regulatory social policy. It is shown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initial support for prohibiting insurance discrimination faltered with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measure would have little efficacy as a distributive social policy. It was left to the Court to assert that non‐discrimination rights are constitutive for European markets, regardless of their functional and instrumental limitations. The Court's focus was on the market‐integrative potential of rights as sources of norms for the conduct of insurance relationships. It is argued that this form of constitutive regulation is distinct from distributive social policy as it does not require that outcomes are egalitarian, but, rather, that the processes governing market relations should respect fundamental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