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体的观念起源于古典时期,建立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现代共同体是建立在美国早期新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社群主义基础上的概念,当前全球“社区复兴运动”与之一脉相承。“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一个整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人人享有既体现了与责任、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更要求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提供激励机制。孟加拉国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浙江桐乡“三治信农贷”、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等三个案例表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激励制度必须以特定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为前提;政府是重要的制度供给主体,但制度执行必然要求获得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所有主体利益相容且在制度框架下实现共赢。     

替代服务与社区精神康复的转向——以日本“浦和贝塞尔之家”为例

文章基于对替代服务概念的理解，通过考察日本在开展精神康复中运用替代服务的典型案例，探讨了替代服务的作用及对专业服务所产生的影响。替代服务与专业服务之间的关系既不完全等同于以往传统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专业关系，又不完全体现为去专业化的朋辈支持，而是一种值得探索的独特关系。在这一独特关系中，精神障碍者自助开展的替代服务对社区精神康复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与专业服务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互相协作的关系，从而提升了精神障碍者的主体性与生活质量。正是在改善当事者主体性的意义上，文章认为建设精神卫生公共性需要发展替代服务，进而在本土社区精神康复之中，展望开展替代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能路径。     

基于移动社交媒体的企业虚拟品牌社区价值共创引导机制研究

移动社交媒体的虚拟品牌社区是价值共创的新平台，近几年成为研究的热点。既有研究主张企业是价值共创活动的价值引导者，但对企业如何扮演价值引导者角色缺乏理论探讨。文章以全世界移动社交媒体营销的成功典范星巴克公司为例，对469份质性数据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构建出移动社交媒体的虚拟品牌社区价值共创引导机制模型。该模型阐释了企业如何引导价值共创。基于模型文章构建出企业引导的价值共创的三个维度：使用价值、共同生产和共创绩效，并构建出移动社交媒体虚拟品牌社区的价值共创的七个引导机制，即消费需求刺激、强势品牌传播、接地气的消费者关怀、O2O体验、平台互动、消费者契合和纽带强化。     

中国式养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研究

文章探讨了托老服务“叫好不叫座”现象背后的原因，总结了“虚拟养老院”成功的经验、特点和优势，分析了专业养老社区的成败、利弊以及社区服务的类别、作用和方向。文章认为养老的服务职能社会化、服务地点社区化、服务机制市场化和服务联结网络化是打破我国养老困局的基本路向。社区养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主体属于社会企业，其发展不能离开“养老事业高于养老产业”“养老福祉高于养老利润”和“养老的社会效益高于养老的经济效益”三个前提。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中国要探索有本土特色的“低成本-高品质-广福祉”的依托社区、整合资源的现代化养老方式，即通过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实现多数老年人的“在地老化”之梦--安养、乐活和善终。     

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框架构建——基于Cite 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为了解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文献特征与发展趋势,借助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Ⅴ,梳理2012年以来CNKI中社区治理研究文献,发现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集中于东中部地区高校,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和本土化特征,研究内容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蜕变,社区党组织通过整合政府行政力量和社会自治力量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此提出构建结构—过程视角下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分析框架,旨在为新时代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自我卫护:习惯法视野下非常时期的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以2020年初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对象

在2020年初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许多城市社区为自我卫护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基于自治组织性质制订并执行了有关疫情管控的自治规范。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制订主体主要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也包括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组织。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与疫情防控相关的通行管控规范、人员管控规范、车辆管控规范、防控措施管控规范等。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实际运行包括管控规范的宣传、管控规范的执行、管控规范实施的监督等方面。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为非常时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制订的具有特定目的的非国家法范畴习惯法性质的临时性自治规范,应当遵循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合理性原则。以此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思考为契机,推进城市社区的多元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的自治能力和治理水平。     

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

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组织载体和平台,但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现阶段我国单位社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去组织化”。如何打破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单元结合实现再组织化,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党组织引领、统筹的基层治理组织间网络,其单位社区的再组织化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治理网络重构的过程。借助网络分析框架,考察学院路街道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尝试揭示转型社会中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动态过程,以丰富学界对基层治理网络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     

法学专业学生参与社区矫正的路径探索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整合和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已经成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趋势。对法学学生以志愿者身份融入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模式、法学学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效用、法学应用性培养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机制进行探索,既有利于促进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效发展,又有利于法学教育专业优势、人才优势的发挥,真正实现学用结合。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启示

在社区的建设与治理中,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融入,是充分发挥出社区治理“为人民服务”功能的重要思想基础。尤其是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针对性要求后,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更应当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科学的规划与分析寻求具有创新性和有效性的社区治理路径。城市社区治理应从社区角色定位的科学统筹、提升社区服务人性化程度、提升社区职业水平层次、构建全面的社区激励机制四个方面入手,为其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提供支持,切实发挥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思想引领作用。     

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体系化思考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确立了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基本框架,因此有必要对分级干预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制度体系建构做一整体性思考。本文首先从分级干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总体格局的历史形成这三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对罪错少年进行分级干预;其次,对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原则、根据、措施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再次,从法律制度和相关机制的完善视角对分级干预制度体系化建构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