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之有限分立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支持完成公诉和实施刑事审判监督，检察机关兼行刑事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此处的公诉权仅指庭审中支持完成公诉的权力，或可称其为狭义的公诉权）．这两种权力是否能够并存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问题，确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进行详细的剖析，并对今后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的重构提出建议性的对策。     

马克思恩格斯公正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公正观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公正掩盖之下的极端社会不公正为逻辑起点，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公正的局限性为指向，主张全体社会成员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公正观。在当代中国，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公正观，认为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正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公正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     

司法文明指数是一种法治评估工具

"司法文明指数"是法治评估的一种创新性量化工具。司法文明指标体系,由4个领域、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问卷题目构成,在5套问卷中形成了190个变量。该指数通过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实践的实际测量,可以体现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程度,反映各地司法文明建设的全景或全貌、强项和弱项,描述随时间变化的司法文明进步轨迹,为其加强司法文明建设提供一面"镜子"。该指数将对法治中国建设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并为学者、学生和各界人士深入研究全国各地司法文明的状况提供比较全面的基础性数据和资料。     

提高公安执法公信力 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

文章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阐释了提高公安执法公信力,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体现和依法治国方略的保证,同坚持公平正义、执法为民、人权保障等紧密联系。而执法不公正、人权保障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非警务活动过多、民警执法素质偏低等,则是当前减损公安执法公信力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并论述了完善此命题的对策措施,诸如提高公安民警执法素质、追求公平正义价值、践行执法为民理念、规范执法程序公正和支持民警依法反暴制暴的执法行为等。     

恢复性司法与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下中国的一个重大时代主题,被称为“新的伟大长征”①。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刑事法治也可以从多方面予以改进。流行于当今西方社会的刑事司法新动向——恢复性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念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其比较全面地照顾到了有关当事各方,有利于建设和平社区;简化了犯罪的处理程序,采取经济的责任形式,大大降低了刑法的成本;有助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助于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的现状与展望

通过对涉台民商事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参照或者直接适用国际私法规范解决涉台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是各地法院的普遍做法。当前,不同法院对涉台民商事案件属性识别存在分歧的原因是审判人员对涉台政策的认知不同,而适用国家法律解决涉台民商事案件所占比例过高的成因则在于当事人衡量两岸关系的特殊现状,理性地回避了选择适用台湾地区"法律"。对祖国大陆而言,为了摆脱当前涉台民商事法律适用面临的困境,应当从观念培育、理论构建、政策检讨和规范整合四个方面着手,解决国家统一前认可合法性未获承认的台湾当局民商事法律效力的正当性问题。     

现代化犯罪视野下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万毅博士“底限正义论”的质评

在现代化犯罪视野中审视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可以得知，在现代化初级阶段，由于面临现代化犯罪大潮的压力，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大体上首先是以犯罪控制为基本价值定位的。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比例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以这种历史考察为依据，对有学者以“底限正义”作为评判标准，得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扭由和变形的判断、“底限正义”具有元规则地位、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必须遵照“底限正义”的“逻辑优先性”和“绝对要求性”进行等观点可以进行批驳.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正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以经济发展为前提,还要以社会公正发展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学说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变革理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终极关怀”。只有社会公正发展,人才能有一个真正发展的社会条件;反过来,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又能推进社会公正发展。     

差异公民资格与正义:艾利斯·马瑞恩·杨政治哲学探微

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中,艾利斯·马瑞恩·杨以其"差异的公民资格"与"差异政治"而独具特色.从对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普遍公民资格的批判出发,她说明了自由主义普遍公民资格如何忽略或至少是回避了差异及差异群体的权利要求.她以差异的公民资格为切入点,揭示出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之差异正义的根本理论诉求,这不仅为女性等差异性群体争取自身权利指明了方向,也试图以另外一种新的视角,即公民资格的理论视角,冲击传统意义上普遍主义的正义理解.在当代多元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差异的公民资格和差异平等的正义观照正越来越成为差异性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理论武器,而差异正义的独特理论诉求也正日益成为普遍正义的一种有意义的补充.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产生以来，已形成了平衡、叙说和恢复正义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注意分清刑事和解与“私了”的本质，明确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设立刑事和解调解委员会并健全国家刑事损害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