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的税收调控模式转变:从经济效率型到公平正义型

我国持续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是体制性和制度性发展模式导致的。从我国历次税制改革的情况看,税制的修改多注重其财政收入功能,税收调控收入分配的职能定位与税制模式的构建还没有实现有机的匹配。从经济效率型税收调控模式逐渐过渡到公平正义型税收调控模式,对于运用税收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实现分配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正义、文明传承与后代人：“代际正义的可能与限度”

代际正义是一种新的社会正义形式。现在法学各个学科后代人权利、代际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迫切需要使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于代际正义的概念、特征和要素进行明确的界定,以使法学研究能够在一个清晰和确定的学术范畴基础上展开,避免由于对代际正义理解不同而造成理论上不必要的争议。     

高效视野下民事再审程序之优化

公正是再审程序的首要价值目标,但效率之于再审也绝非仅仅只是点缀。我国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公正价值的追求,但效率价值却被严重忽视,效率低下的问题较为突出。鉴此,在高效视野下优化民事再审程序显得十分必要。这就需要在＂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依法纠错＂与＂有限纠错＂相结合、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等原则的指导下,限制规范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科学设置再审事由,合理规划程序运作及确立再审案件预收费制度。     

法院受理鉴定结论争议诉讼案的法律思考

司法鉴定中,包括医疗纠纷鉴定在内,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满意或者有争议的情况非常多见,对此,法律明确规定,如因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有着客观上的原因。法院受理了该类案件,最后又予以驳回,也有着自身的原因。为防止这一情况的再次发生,有必要加强公众法律知识的普及,加强法院办案人员的法律理论及职业道德教育。     

暂缓起诉制度之中国化构建

暂缓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我国检察机关也在试行暂缓起诉,这不仅符合建设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选择。我们需要在借鉴域外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     

论司法程序公正要素

司法程序公正要素的结构体系应以人的主体性为理论基础。只有能够体现当事人的尊严和人格,保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的要求和内容,才可以纳入结构体系的架构。     

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间的冲突及衡平

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秩序,法律与正义相伴随,同样,作为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冲突法与正义也是一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冲突法并非仅仅追求冲突正义而不关注实质正义。其实,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也并不是相互抵触的,其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可谓是殊途同归。而且,尽管在20世纪末以前传统的冲突正义仍然保持其主导地位,但随后实质正义已经明显地渗透到冲突正义的思想之中,因而呈现出了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嬗变和发展之趋势。但是这一趋势并不表明传统的冲突法规则因为要追求实质正义而被舍弃,其价值至今仍然不能被完全否定,且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冲突也是完全可以得到衡平的。     

中国社会正义缺损问题之思考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判断的标准是建立在义务论基础上的基本道德,正义的具体形式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算术正义与比例正义、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根据这些概念与判断,认真审视目前中国社会关于正义的判断标准以及各种具体正义形式之不足,进而探寻改善社会正义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法院调解优先的冷思考

近年来,法院调解作为维护和谐社会的一项司法政策被强化,并被推至优先地位。但是,强化调解可能形成义务人无需充分履行义务的期待,导致久调不决的现象发生,降低了诉讼效率;强化调解所营造的使权利人让步的＂囚徒困境＂会折损诉讼公正,会使人们的法律虚无主义意识蔓延。与此同时,调解优先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陷入困境,即法院调解优先与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构造相背离,使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无所适从;而且加剧法院调解能力下降与追求高调解率之间的矛盾,并使＂强制调解＂再次成为司法垢病。为使调解回归应有状态,我们必须尊重调解和审判的特点,消除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寻求二者共同发展的契机。唯有如此,才能完善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调解和审判的优势。     

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事故现场能否认定为自首——从某省高院的意见谈起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逃逸"不同于交通肇事罪的"逃逸",未履行该行政法义务未必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自首是被告人的权利,自首的认定应严格按照刑法要求,不能以其他法律法规的义务性规定为由而不予适用,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事故现场并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自首是可选的从宽量刑情节,并非必须适用。自首的认定与自首的量刑不能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