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我国刑事立法不断扩张处罚的范围,这种立法的积极姿态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积极刑法观的主张。积极刑法观的含义包括理念、立法、司法三个方面,其与预防刑法观、风险刑法观与功能主义刑法观都存在不同。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理层面而言,积极刑法观都存在许多疑问。在现实层面,我国现行刑法的结构并非是厉而不严,而是又严又厉。刑法的但书规定意味着立法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这与积极刑法观的立论或多或少存在冲突。我国司法机关一直采取扩张解释乃至于类推解释来适用刑法,因此指望通过司法实践来限缩处罚范围的观点并不现实。在法理层面,积极刑法观导致了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冲击了人的基本自由,因而抵触宪法;同时它也违反了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且作为其依据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在方法论上,必须重提"李斯特鸿沟"的重要法治意义。     

民法典总则与民法典立法体系模式

德国民法典总则的形成,是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及立法技术运用的必然结果,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身份权的独立所导致的“人法”的分裂,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所导致的“物法”的分裂,以及法律关系一般理论的创制对于法典体系结构的影响,是该法典设置总则的技术原因。理论界对潘德克吞体系“重物轻人”的批评,混淆了罗马法与近代民法中“人法”以及“身份”的不同概念。鉴于民法典总则的体制价值和制度整合功能,中国民法典应当设置总则编。     

再看人格权

在现代民法理论上 ,人格与人格权两者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概念体系中 ,它们分处不同层次 ;人格权并非仅仅是宪法权利 ,它同样也是一种私权 ;在现代民法体系中 ,一般人格权并不能替代各种具体人格权 ;法人无人格权。     

潘得克吞法学中的行为与法律行为理论——民法典总则诞生的序曲

法律行为理论体系是潘得克吞法学的产物。早期潘得克吞法学中的法律行为理论栖身于行为理论体系之中,萨维尼、普赫塔、温德夏等人的研究成果使法律行为理论走向系统化、精细化。法律行为理论的观念史背景是古典自然法学,方法论基础是以形式逻辑为核心的“科学”方法。法律行为理论的勃兴促成了现代民法典总则的诞生,其价值不可低估。     

行政判例制作中的法律解释

行政判例的法律解释是法院包括法官在制作行政判例时就需要明确的法律问题所作的说明,以期对后来的案件予以约束指导的活动。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性,保证法制改革的有序进行,创制行政判例的主体应该只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解释最终归宿点应该以判例这样的载体出现。行政判例制作中除一般法律解释方法的应用外,还有构成性、合法性、合理性、利益衡量等具有行政法特点的法律解释方法。     

论不作为侵权及其法律完善

不作为侵权是与作为侵权相对应的一种侵权形式。与作为侵权相比，不作为侵权不但有其独特的价值目标和理论基础，而且有其特殊的构成要件和责任规制要求。不作为侵权与一般性民事救助义务密切相联，其司法适用除依赖明确的法律刚性规定之外，还受制于公序良俗、习惯、诚实信用原则等软性因素的影响。在我国未来的侵权责任法立法中，应在广泛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理念和成熟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积极引入这一制度。在立法技术上可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对这一制度的适用进行必要限制。     

全额共同抵押实现规则之设计

全额共同抵押与限额共同抵押的实现规则存在很大差异，它的实现不但涉及共同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同时也关系到物上保证人和后次序抵押权人利益的维护，因而全额共同抵押是实践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共同抵押方式。在全额共同抵押中，共同抵押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可以行使自由选择权，但同时受到“债务人优先负担主义”和“价额比例分配主义”的限制，具体而言无论同时分配还是异时分配，倘若同时拍卖的抵押物中有债务人提供的抵押物，则应先以该抵押物的变价价款清偿债务，否则应依照价额比例分配主义实现债权。     

DISTINGUISHING FACTS AND ARTIFACTS IN GROUP-BASED MODELING*

Group-based methodology (SPGM) has been presented as suitable to test for the existence of subpopulations not directly observable. Several criminological studies have used this methodology, and it is fair to say that typological theorizing has been spurred by its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much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Moffitt's taxonomy (1993, 2006) is from studies using SPGM. In a small simulation experiment, I investigate whether SPGM is suitable for such tests, and I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similar trajectories might equally well result from mechanisms suggested by general theories. I conclude that, as it is usually applied, SPGM cannot provide evidence either for or against a taxonomy and that the usual findings can be explained by competing theories. I argue that this result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methodology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modeling strategy applied.     

从比较优势战略到竞争优势战略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自诞生以来,接受了二十余年的实践检验,越来越被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和实践的指导性,正显示出其无穷的魅力,也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依据竞争优势理论对我国的外贸实际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得出结论,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应以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从比较优势战略转为竞争优势战略。     

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思考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般条款的欠缺使该法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情况。应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设定一个定义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相结合的一般条款,同时设立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并明确执法机关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程序,确保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