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权的限制与保护--从地方方言译制片被禁说起

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禁止播放方言版的译制片.本文从宪法总纲中推广普通话条款的内涵谈起,对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化分析,认为禁令限制过多,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保护作为语言权类型之一的方言的意识,因为方言正如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方言是一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并不断丰富发展延续下来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是人们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方言与当地历史文化血脉相连,是人们记录传承文明的重要工具.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解释只能在确切的刑法含义范围内进行解释 ,而不能超出刑法含义容量的最大界限。刑法解释应该以“自解释确定之日起施行”更加合适。刑法解释的效力及于刑法的施行期间 ,对于该解释实施前已生效的处理结果 ,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决定是否改判。     

东盟经济外交的形成、特征和成效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东盟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并以集团的力量在对外交往中谋取共同利益。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启动后的今天,适当考察东盟经济外交的形成和特征,对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是很有裨益的。     

东亚现代化的“特殊”与“一般”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东亚社会现代化存在着复杂的宏观互动结构。如果我们将东亚现代化研究史上的"日本特殊论"和"亚洲停滞论"置于"传统—现代"的背景之下展开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亚洲停滞论",还是所谓日本"特殊论",实际上是以欧美现代社会为基准加以展开的,其理论系谱从属于西方,难以洞悉东亚现代化的深层逻辑。鉴此,我们应注意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由激进的"压缩式发展"向"内发式发展"转变的共同历程,超越"西方中心论"和"发展主义"的制约,将东亚的社会发展理论植根于本土,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特殊"与"一般"的复杂互动关系。     

从生活事实到一般人格利益的法解释学基础——以“冒名上学”案中侵害客体的界定为分析对象

以齐玉苓案、罗彩霞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冒名上学＂案引发了诸多争议。在私法中没有对应规范的背景下,以对侵害客体的合理界定为基础,通过法解释,对＂权利＂和＂利益＂在＂事物本质＂上类推,寻找法律所隐含的可予私法救济的利益之所在,发现可以与生活事实相对应的法律规范,从而将法律现实化为真正的行动。＂冒名上学＂行为所侵害的整体人格可以解释为一般人格利益中的人格独立,受教育机会可以解释为一般人格利益中的人格自由。     

论普选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影响

即将实行的香港普选,既符合人民主权原则,也使特区政府面临中央和民众的"双重问责"。一方面,当行政决策的地方主体性被加强的同时,特区政府必须处理好与中央意志的平衡问题;另一方面,普选将推动政党、压力团体和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通过监督决策过程和效果,促使政务公开和透明,使特区政府更加民主和谨慎决策。     

大学语文在公安通识教育中的定位之思考

寻找大学语文教学和公安职业教育之间的契合点,真正确立大学语文在公安通识教育中的先导性地位,是搞好公安院校语文教学的关键.故此,通识教育背景下的公安院校大学语文教学应着眼"大教育"观念,以"人"为本,注重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时还要结合公安院校教育的特殊性和大学语文的人文性、艺术性、基础性的特点,明确通识教育背景下创新大学语文教学的主要途径.     

通识教育视域下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困境与革新

通识教育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我国高校已将思政课列为大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之一,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与通识教育的目标要求呈现出"两张皮"的现象。提高我国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教师必须深入分析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与挑战,不断转变教学理念、关注教学过程、革新教学内容、转变教学模式、营造教学环境和变革教学评价体系,实现教学方法体系的创新。     

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平等性辨析

大陆法系民法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到权利能力再到人格和权利能力并存互用的发展过程。人格和权利能力也经历了一个由不平等到逐步趋于平等的发展过程。学术界有学者将权利能力区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别权利能力,并据此认为权利能力具有不平等性。该观点没有看到权利能力与人格的历史继承性,也没有看到权利能力与人格在功能以及本质属性上具有同质性,更没有注意到权利能力的抽象性与权利的具体性的差别。在现代市民社会,我们应力倡:世界人民人权平等,人格平等,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论刑事和解对刑罚功能发挥的影响——基于双重预防的反思

刑事和解对刑罚功能发挥的影响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在剥夺犯罪人再犯能力、完善个别威慑实际效果、降低改造难度、提高一般鉴别等刑罚具体功能的发挥上,刑事和解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努力将这些消极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将是刑事和解实践中的重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