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国家公民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

主权在民是西方国家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实质是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监督,由此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质与核心。从静态的结构来讲,公民监督权是体现主权在民的一系列制度;从动态的过程来看,公民监督是一系列的政治参与活动。公民监督构成了西方国家监督体系的基础,是监督体系有效运转的动力源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实现与障碍

“小产权房”是否合法化的问题已成为“小产权房”问题争论的焦点内容.纵观中国现行法律,不难发现关于“小产权房”“违法”的相关立法之间存在着逻辑上和法律上的种种矛盾与冲突.通过对“小产权房”的立法以及相关法律规章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在我国“小产权房”应当实现合法化.“小产权房”应当拥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并应通过立法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促进我国“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步伐.     

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救济——基于我国和美国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之比较

我国《工会法》第52条规定的责令雇主承担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责任,与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第10(c)条的规定看起来很相似,相比之下,这一规范在美国劳动法的实践中很有效,在我国却极少被适用,解释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创设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的国家,从《瓦格纳法》规定的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禁止规范及救济措施,到《塔夫托—哈特莱法》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工会和雇员,在雇用自由原则和劳资自治模式的背景下,其演变始终以保护雇员团结权的松紧程度和收放态度为线索。我国《工会法》现正处于第三次修改阶段,适时检讨第52条的解释和适用的障碍,还可以解决其与《劳动合同法》规范的竞合问题。     

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个人信息对个人生活和发展有重要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个人信息流动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也使个人信息容易被侵犯，我国刑法将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化。本文对首先探讨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入罪化的理由，指出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还存在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刑法规定的建议。     

论理想人格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理想人格是一种无法具体描述和实现的假设,在学校教育中不可具体化、不具可操作性。因此,学校教育应该把理想人格视为终极目标,而不是直接目标,否则将会给学校教育带来灾难性破坏。学校教育真正目的被挤兑;学校组织界限被模糊化;学校教育效率降低等。所以,学校教育应该与理想人格保持距离。学校人格教育过程中影响因素复杂,致使学校人格教育与学生人格发展结果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所有以理想人格为标准的对学生和学校教育的评价都是不合理的。     

工会视角下群体性劳资冲突的预防与处理

现阶段中国的群体性劳资冲突呈现出多发态势，不仅数量多、范围广、影响大，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预防群体性劳资冲突，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实现职工合理诉求上，立足于把群体性劳资冲突引入理性轨道，通过劳资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问题。     

宅基地权属争议处理法律问题研究

宅基地权属争议主要是宅基地权属确定之前的,有关宅基地的占有、使用、收益过程中产生的,除宅基地侵权、宅基地违法及其他宅基地纠纷以外的各种争议和争执,它与宅基地侵权、宅基地违法及其他宅基地纠纷有着本质的区别。应当按照行政处理前置程序、现有利益保护等原则处理宅基地权属争议。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宅基地权属争议处理程序主要有协商、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     

对专业化市场主体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意识的考察——基于对杭州市253个商家问卷调查的分析

专业化市场是市场经济在规模效应模式下的组织形式,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经营商品的同类性使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内部易、外部难的局面。对杭州华东家具市场和杭州灯具市场的调查显示,商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占绝对比重,并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较高的起点和复杂的程序是商家对刑事保护期待不足的主要原因。强化行政执法是启动刑事保护措施的前提条件。完善刑事立法是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基本路径。     

论股东诉权对股东权益救济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股东诉权是股东实体权益的有力保障,对于维护中小股东在公司的各项权益尤为重要。但股东通过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来维护其在公司的利益明显存在很多现实困境与诸多限制条件。诉讼程序本身的复杂与大量诉讼成本的支出使股东维权困难重重。应当从公司制度本身去寻找解决之路,即立法上加强中小股东的权利配置,公司管理上实现两权分离,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进一步加强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对法国物权变动债权意思主义的再思考

一般认为,《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即当事人间的债权意思引致了物权的变动。但深入研究《法国民法典》后却得出了并非完全一致的结论:所谓的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是一定逻辑体系之"前见"下的结论。以权利生效的要件以及权利变动的过程和结果观之,债权意思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是荒诞的。"物权意思+公示对抗"应当被确立为物权变动的第四种立法模式。这一认识对于理解我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选择以及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