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资源配置中的“差序格局”及其运作逻辑

乡村政治场域的资源配置有其独特性,从方式上而言,很多资源的配置既不通过价格也不通过权力运作,而是通过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交换来实现。处于乡土社会中的乡镇干部,依然遵循了上述资源配置逻辑,通过运作“关系”获取利益,并形成类似费孝通式的“差序格局”,其运作逻辑在乡镇干部的寻求庇护行为、选择性行政以及“拉关系”争资跑项行为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转型期我国中产阶层治安需求及应对路径研究

社会稳定是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共同希望,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中产阶层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分层的产物。是政治稳定的保证。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中产阶层对公共治安有着独特的需求,同时也对国家公共治安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政府也需要做出相对的回应：通过制度化建设来回应;通过政府的治安政策制度来回应;通过政府的体系创新设计来回应,以满足中产阶层的诉求,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对清末民初中国宪政理念转型的分析

清末民初的宪政理念,历经由改良主义到君主立宪、再由君主立宪到民主立宪的转化历程,达到了近代宪政的高潮,为近代中国权利理念的转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始终面临神、俗两界的尴尬。帝制崩溃,共和未能真立,表明近代中国不具备宪法运行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宪政建设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发生在东西文化碰撞这一历史大背景之下,接受西方宪政模式的引领,进行宪法移植,并大搞宪政建设,而本国固有的人生态度、生活模式等却不匹配,以至宪法只能保持其神圣性价值,无法在世俗中运行,其理论功能无法转化为"法在行动中",徒具空文而已。     

政府采购物业管理服务创新研究

物业管理服务是由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的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随着政府后勤服务的改革,物业管理服务愈来愈被政府机构所认可;伴随着政府采购的深入,物业管理服务也被纳入政府采购之列。全面采购"常规性公共服务",根据需要区别采购物业企业的特约性服务及市场经营性服务,有选择性地采购公众性代办性服务,对于政府资源配置市场化和提高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城市管理转型与城市治理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不仅城市外在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产生了改变。本文选择了从城市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城市管理转型。传统的精英论、多元论、城市增长理论强调政府在城市中主导作用,难以解释现代城市的权力转移现象。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整合多元主体的思路,注重在多层次治理、跨域治理、治理能力、伙伴关系等方面来分析城市的发展和权力运行。     

From Utopia to Pragmatism: the Heritage of Basismo in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Greater Buenos Aires Region1

Abstract – Contemporary municipal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poor outer suburbs of Buenos Aires is heavily influenced on one hand by the heritage of grassroots Peronist activism of the 1970s and on the other by the exigencies of contemporary neo-liberalism. The paper explores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se pressures.     

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探析

农民工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从法理基础上说,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是社会契约的要求,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实质平等的基本前提,是"看得见的正义"的内在要求。从法律依据上说,我国宪法、法律法规等从不同方面规定和体现了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探讨——以灾难性突发事件精神救助为例

灾难性突发事件精神救助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必须依赖政府公共管理的体制认可和财政支持,为社会工作介入灾难性突发事件精神救助活动提供途径和模式。根据国内外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实务经验,政府购买是适应新时期灾难性突发事件精神救助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因此,我们必须有效转变现有的公共管理体制模式,发展授权委托、直接资助、服务合同以及补贴模式,并加强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评估与监管。     

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构建及其公司治理法律机制研究——基于天津市宅基地换房实践的视角

我国一些地区农民以宅基地换房等方式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尝试，牵涉到生产或生活方式的巨变。其中生产方式的载体按我国现行公司制度肯定不行，如果仍按农民原有的合作社组织恐怕也不行。能否把前两者嫁接起来。探索一种新的符合中国新农村特色的企业形态，这就需要地方或中央立法来探索，对现行企业制度包括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进行创新。所以，探索构建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即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应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制度选择。在构建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度时，其中企业形态或地位、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相应的风险保护机制等方面应是考虑的重点。在国家统一立法未出台之前．天津可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进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制度创新与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