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如何构建党的思想建设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广泛涉及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政权建设乃至领导水平、管理方法等各方面的复杂的系统,其中党的思想建设状况占有首要地位,它对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重要的思想保证作用。     

市场经济与民族精神重构

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强烈而深刻地作用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观念,影响着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走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重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     

国际法治：全球化时代的秩序构建

当前的全球化需要理性的约束和调整，因而国际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法治分为“国际良法”和“全球善治”两个方面，但是当代国际法还远没有达到这两个标准，存在着国际法不成体系、规避国际法、司法体制的选择性、国际立法的导向性、国际行政机关的弊病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是人类的目前状态意味着有必要在当前的体系上进行改革和发展，向国际法治的真正实现作出努力。     

和谐社会建设视阈中的社会力量培育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聚焦"社会建设",这昭示着我国政府职能即将开始一次真正意义的转型,它标志着以个人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性社会建设的开始。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向社会公民权利回归的历程分析,总结浙江的现实经验,可以看出,培育与国家公共权力相对应并能与之进行有效互动、制衡的社会力量,应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基础要件。     

以人为本维度社会弱势群体的法治情怀

要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应该从法律价值的转变着手,要求法律必须承认和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正义观,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体;要求法律的价值理念由义务本位向权利与义务并举的方向更新,更多的关注弱势群体的各项权利;要求法律制度的价值理念由偏重效率向公正与效率辩证统一的方向努力,并把关注社会公正放在首要位置。此外,还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制,严格执法,采用多层次的保护途径和方法。     

冷战后中国—东盟关系的英国学派分析

本文首先对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进行了梳理,详细分析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关系,并用此分析冷战后的中国—东盟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东盟之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社会,主要依据有:两者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两者关系的机制化程度不高。所以,要改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至少做到:加强中国与东盟的跨文化交流,真正发挥双边国际制度的作用。     

创设利益制度是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和谐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法学思考

利益矛盾和冲突不仅是社会转型期国家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形成不受以往制度约束的和谐环境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分析和谐社会利益制度的法律根源作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从利益博弈的机理层面上探寻利益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和实体条件,以及政府如何在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作出创新性的实验安排,进而为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以及进一步提高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支持。     

建国后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次变迁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转变

社会的发展变化终究要以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现出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两次重大变迁,而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转变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过程。在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重构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状况事关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质的飞跃,完成了执政思维的历史性转变。     

传统刑法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含有人道主义、人本精神、人性、人权的丰富内容。“以人为本”的说法最早出自先秦法家管仲之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在历代刑法思想、刑法制度,以及刑法条文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和具体的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值得我们借鉴。     

法律选择方法演变与构建国际和谐社会

法律选择理论是国际私法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以各种法律选择学说为载体,具体表现为各种法律选择方法。从十四世纪意大利巴托鲁斯创立法则区别说以来,法律选择方法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体现了国际社会追求和谐的要求。本文以法律选择方法的历史演变为线索,以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正义为研究视角,探讨法律选择方法的演变与构建国际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