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制的价值及改革

人民陪审制是法治与民主的一个连结点,有助于司法程序和裁判结果的正当化,有助于公民对审判活动直接有效的监督,也是法治精神向社会渗透的有效途径。但是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适用和发展欠缺一个平稳的社会环境,法律对人民陪审制度的规定缺乏连续性,法律对陪审员的职权设定同其专业素质要求存在内在矛盾,法律对人民陪审制度规定不完备,导致目前人民陪审制度在法律地位上的可有可无。应该完善人民陪审员的产生过程,优化陪审员的结构,增加参加合议庭的陪审员人数,加强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和培训,从而完善人民陪审制。     

英国法院对中国《海商法》和《对外贸易法》的适用和评价

通过介绍两个与中国法律或中国法院判决有关的案例,对中国法在外国的适用以及外国法院尤其是英国法院如何看待中国法院的判决进行了介绍和评析。     

俄罗斯联邦宪法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

在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司法制度中,拥有违宪审查权的机关是宪法法院.这一审查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有呼声无制度阶段,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二是宪法司法制度初步确立阶段,从苏联解体到1991年第一部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生效;三是宪法司法制度的完善阶段,从第一部宪法法院法到1994年第二部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的实践运行.这三个阶段在立法与实践两个层面反映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现代化发展进程).     

Unclogging Courts by Targeting Litigant Incentives: The Case of the Brazilian Labour Justice Reform

Overburdened courts hinde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yet successful court reforms are rare. Instead of boosting judicial resources or adapting procedure, Brazil tackled persistent backlogs and delays in its labour courts by replacing the pre-existing each-pays-their-own-costs (American) rule for allocation of litigation expenses with an alternative loser-pays-all (English) rule. Using a newly assembled court-level panel dataset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we show that the reform alleviated the courts' demand pressur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ncreased court efficacy in both adjudication and enforcement. The Brazilian experience offers valuable policy lessons about viable court reforms for other jurisdictions.     

对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若干问题的实证分析

通过发放调研问卷与访谈等实证分析的研究,揭示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就普遍关注的刑侦体制改革、警察出庭作证两个专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反思,就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两项权力的并存与交叉问题进行初步的解剖。     

试论我国行政法院制度建构

行政法院制度起源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发展完善,其中以法国行政法院和德国行政法院为代表。我国引进行政法院制度,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体系、保证行政审判独立和高效解决行政纠纷。为此目的,基于国情,我国行政法院制度的建构既将有别于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也将有别于我国普通法院制度。     

我国侦查中的强制到案措施之不足与整合

我国侦查中的强制侦查到案措施包括:拘传、拘留、逮捕,立法的不足在于:第一,没有明确强制到案措施与羁押的分离,混淆了羁押防范措施与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第二,拘留所附带的关押期限太长,而使其变成一种准羁押的诉讼防范措施;第三,没有明确公安机关的无证强制到案措施,从而导致本属警察法所规范的留置盘问措施在侦查中滥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羁押与强制到案措施分离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缩短拘留所附带的监禁期限,整合留置盘问与其他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留置盘问作为紧急情形下的侦查强制到案措施。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均存在一定模糊性。应从挽回损失、补偿受害人的角度实行民刑分立,同时启动程序分别进行审判,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论我国鉴定人屏蔽作证制度的法理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意见应经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一刚性规定促使鉴定人必须履行出庭作证义务,从而提高了鉴定意见证据效力对质证程序的依赖程度,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就格外重要.鉴定人屏蔽作证方式为这一问题的探寻提供了微观视角,我国已经存在证人屏蔽作证的司法实践,但是对于鉴定人屏蔽作证的正当性还存在争议,而这些争议实质上是鉴定人屏蔽作证与传统诉讼法原理的冲突与解决,具体反映在鉴定人屏蔽作证应当遵循的原则、程序设置、配套措施等方面.     

社会整合与人民法庭的功能定位

随着乡村社会转型,乡民与国家、家庭、传统规范之间的纽带早已松懈,个人对社会保有的团结情感和道德责任感随之淡薄,乡村社会的整合问题将越来越突出.人民法庭的司法运作在修复国家与乡民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虽然不少研究对人民法庭能动的、便民的司法运行模式持否定态度,但若立足于整体分析的方法与视角,从人民法庭对乡村社会整合的功能意义出发却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人民法庭的功能性必要条件.